一刀切的减负政策应该要反思了

　　2017年4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谈日本教育减负30年来的反思。

　　日本从1976年底正式开始“减负”，手段总结起来就是少学东西、少上学、少考试，按要求要“宽松而充实”。然而，30多年过去了，减负政策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果。

　　在日本想要有一个好成绩，就去上补习班，想要考上好大学，也得去上补习班在日本想要有一个好成绩，就去上补习班，想要考上好大学，也得去上补习班

　　首先是私立高中迅速崛起，成绩好但学费昂贵，因为公立都在减负，私立没有；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

　　其次，从1970年开始，整体家庭的教育负担不光没降低，反而增加了，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等于扩大了不公平。

　　再次，不仅“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子女养育成本也是一剂避孕药，过大的教育负担让中产家庭并不敢冒然多生孩子，对社会发展并不利。

　　并且造就了日本特有的“宽松世代”，并且被社会打上了脑袋空空、目中无人、胸无大志、唯唯诺诺等标签。

　　日本近年来不断对“宽松教育”进行反省。2008年开始，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2016年5月10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

　　另外，中国教育界需要明白，“减负”也好，“宽松教育”也好，对那些对自己期望较高的孩子并不适用。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慕斯曾经写了一部报告文学《美国最好的中学是怎么炼成的》——惠妮中学成长纪实。惠妮中学，也就是“虎妈”女儿所就读过的学校。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纪录了一个高三女生的一天，标题就是：魔鬼数字4，睡4个小时，喝4杯咖啡，得4.0的GPA。这样的高中生比绝大多数中国的高中生还要辛苦。在美国，很多能读常青藤大学的学生，负担一点都不轻。

　　想要读好大学的美国高中生，其实一点也不轻松想要读好大学的美国高中生，其实一点也不轻松

　　所以，一刀切减负的问题有两个：从因材施教的角度来说，对自己期望较高的孩子感到“吃不饱”，而又因为减负，不得不去课外补习班；而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说，教育培训资源稀缺的农村以及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的城市贫民子弟，上升通道变得更狭窄了。

　　日本用了30年来“减负”和“反思减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减负”和“应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应该针对不同的孩子，在两者间取得一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