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知道陈省身教授和江泽涵教授都是世界级的数学家，他们就是这样“走在世界科研的前沿”的。当时是哪些孩子在抄那本英文数学书呢？

　　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你可能只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但其实那个时代有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都是这样在学习。

　　这些故事，可能由于数学本身的特性，使它不怎么传播。但传播在今天叫宣传，宣传多了要走样。总之，一个向上的，有气节的民族追求纯粹的知识，就像追求自由一样自然。我们知道华罗庚是自学开始的数学家。在文革期间，有陈景润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研究数学。那时，全国都被高度政治化，文革结束后，他被人们发现，并被描绘成一个奇怪的人。在徐迟的报道里，他怪得比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还难以理解（哥德巴赫也是十七世纪的德国的一位从法学“转业”过来的数学家）。

　　文革结束后，有一个小小的“科学的春天”。那是出现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景象。晚饭后的街头，有人腋下夹着数学自学教材，匆匆赶往补习学夜校。其中包括蓄长发穿喇叭裤的反叛青年。让我终身难忘的是，有一位青年，在一个美女如云的环境里工作（丝绸厂），经常来跟我们套近乎，无非是想借数学书和谈几句数学，进一步的要求是想央求我们带他去见某教授。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我们嫌他基础差，不能保持每次都有好脸色。

　　这样的故事今天听起来如天方夜谭。而我认为一位当年编几毛钱一本“数学自学丛书”，由于印量大而发财的老先生，他没想到他还在世呢，世道就变到他不认识了（他现在是一位职业反腐举报人，我要在另一篇文章中写他）。

　　那时，一本讲近代物理学革命的书，命名《激动人心的年代》。现在，还有人为这样的问题激动吗？至少我们没有为青年创造一个为此而激动的环境。回想起来，那时，学校就开始流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了。现在看来，这样看待数理化，“三观”就有问题。那一代人一辈子还没有走完，走到今天，走到遍地都流淌着黄金，有钱就可以走遍天下的时候，不仅他们自己，他们也教育子女，不要去学“无知的知识”了。

　　今天的数学更加专业化了，它庞大和复杂到研究不同方向的数学家也往往不能鉴定对方的论文的地步。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一个天才能够无师自通地登上现代数学的殿堂。学校教育成为数学家产生的惟一的摇篮。悲乎，我们的摇篮六十年来摇过人类的五分之一，可是没有摇出一位获得世界最高数学荣誉的天才。若有，必是去国外取得的成就。然而，也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把“羞辱数学”作为一种大众狂欢。

　　看起来我们国家也觉得，培养几个“人才”掌握了把火箭送上月球的数学就行了。不为排名（学校排名，学生排名），绝不会为孩子们搞什么数学活动。世界上大约也只有中国的家长和学校、教育官员和大众舆论，才把“奥数”和“高考数学”等于数学。“奥数教育”搞坏了孩子的脑子，不去怪“教育”，却去怪“奥数”。“高考数学”把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天才挡在了大学的本校门之外，不去怪“高考”，却去怪“数学”。——看看我们告别基本的理性和反思能力已经有多久。

　　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过，在人类所有的学科中，还有哪一门类像数学一样始终没有抛弃我们——你把在国内学到的数学带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是数学。你不能不承认，数学教育无论怎样中国特色，但数学本身却铁定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