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的詹妍即将迎来自己的孩子。她还没有想好怎样教育，但是，“一定不会像我的父母那样了”。

　　“中国父母基于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一些经验，再还诸孩子，这个无可逃避”，黄湘雯说。比如，她为女儿选择的钢琴课，正源于女儿的爷爷年轻时要为爱唱歌的奶奶买一架钢琴的浪漫愿望。父母觉得应该吃素，孩子从来不知肉味；父母只吃粗粮的，孩子便以玉米、地瓜、土豆为食……

　　带着一代代人的经验与教训、愿望与妥协，每个中国家庭的“教育家谱”增删矫正、绵延传递着。

　　在变化中迷失

　　2011年春节，詹妍特意买了三台小车模型，送给来家拜年的孩子们。不久，好友来访，带着一个六岁多的儿子。三台车模中，男孩毫不犹豫，抓过一辆最小的。

　　“孔融让梨”，詹妍立刻想起儿时语文课本中的美德故事，一阵激动，“你为什么不选那两辆红色、又大又漂亮的呢？”

　　“这辆是兰博基尼啊，那两辆不值钱的！”还没上小学的男孩回答说。

　　“前天，我和孩子他爸刚回到家，一岁半的儿子趁着大门打开，居然说要离家出走：‘爸爸，探险去了！’”从儿子拎着CD包的细节，深圳妈妈万静推测，儿子是从某部动画片中“自学”到这句口号的。

　　她忍不住哈哈大笑，现在的孩子营养好、发育早，“还有好多乱七八糟的话，都不知道是从哪里学到的。”

　　北京妈妈卢秀红在阻止女儿看体育新闻时遇到了新难题。女儿只用一句话就轻易说服了她：“同学们都在议论皇马谁谁谁，只有我不知道，我已经out了！”

　　困惑的卢秀红先问什么是“out”，再问什么是皇马。她不上网，不用邮箱和QQ空间。“俗话说三年一代沟”，她强烈感受到与下一代的思维差异。　　父母们还能感受到老师的变化。万静曾听说，有一位幼儿园老师，特意在教师节来临前在班级上宣告：“今天××的家长给老师送了购物券，你们回家记得向爸爸妈妈说啊。”

　　学校要开运动会，一位学生家长赞助了班级全套崭新的运动服，不久，其他同学家长收到一条群发短信，内容是 “感谢××家长积极支持”等等。最后，深感压力的家长们，为了孩子的面子与尊严，不得不参与这种“竞争”。

　　“我家孩子，下周就要考钢琴八级了。考完了，我和他爸还想让他学舞蹈，你说是国标好还是街舞好？”不久前，万静接到一位好友的咨询电话。

　　“男孩学国标不好，娘娘腔吧？”她其实没什么底气，小心翼翼地建议。

　　她只是模糊记得，从上世纪90年代起，乐器特长才开始流行。起初是代表着高雅情趣的钢琴，后来还有萨克斯、小提琴、手风琴……接着回归到中国传统的古筝、二胡。女孩学芭蕾，男孩练国标、森巴和街舞。此外，还有国画、书法、声乐、围棋、珠心算、奥数、公共英语……

　　如果是优质老师小班上课，学费可能每小时上百元计。辛辛苦苦让孩子在学龄前钢琴考了级，可一来二去到了高中连五线谱都忘了。听到身边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一想到这些费时费钱、随着考试加分需求而变化无常的“特长潮”，万静就觉得头皮发麻、负担百倍，“算了，还是看孩子对什么感兴趣，咱们以后就简单学点什么”。

　　其实，在儿子出生前，她还没有这么随意。怀孕时，她为孩子规划了满满的蓝图，全是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但当孩子长到一岁多，她发现自己要强的心渐渐消失，“不期望他成龙，只要成人就可以。不进监狱不吸毒，能靠自己活下去”。

　　与日新月异的社会一起，不少父母秉承至今的育儿观悄悄起了变化。

　　“对儿子的学习，我其实很想要求高一点。但是我现在发现，要求高了也没用。”从儿子小学时起，北京妈妈赵虹开始质疑国内教育体制。

　　近十年来，赵虹先后任不同上市公司的法律事务部经理与总经理秘书，在选拔应届高校毕业生时，强烈的感觉是“大学生不好用”。因为学校培养不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学校培养的是A，我们需要的是B，所以我为什么非得强求那个A啊？”

　　社会需要外向型人才，这是广州妈妈黄湘雯的分析。但她的女儿心怡天性内向，每次与羽毛球教练见面，教练只能看见她的嘴唇嗫嚅着，一年后，教练才听出她叫的是“老师”。

　　在一家外事机构工作的黄湘雯常带着心怡参加单位聚会。遇上外籍同事，她就鼓励心怡上前用英语搭话。然而，女儿总是满脸通红、眼泪快掉下来，却最多只能说上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