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文学理论论文。陆机作。陆机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并总结前人的经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对于文学创作构思过程中的想象问题和感兴问题的论述尤为精辟。

　　陆机是西晋的著名作家，深知创作的甘苦。在序言中，他自称“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他写作《文赋》的目的，就在“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唐代陆柬之书陆机《文赋》

　　作者认为创作的来源是由于外界事物的激发或受前人作品的启示。即所谓“□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作者强调的是对自然景物的感受和书本知识的影响，而忽视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一缺陷和陆机本人注重辞藻、多拟古之作的创作倾向有关。但他强调外界事物对作家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从这种思想出发,他认识到创作应该“意”“称物”,“文”“逮意”。所以他对创作的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经过这样专心致志的想象和构思,然后能做到“情□□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即内在的朦胧的文情逐渐清晰，外在的鲜明的物象纷至沓来。作者对所描写的事物必须有深切的感受：“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这样，也才能从“群言”、“六艺”中撷取精英，造意修辞，进行独特的创造。

　　作者认为经过构思的阶段，便要考虑结构、布局、剪裁、修辞等表现手段。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第一,是“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一方面要注意铨衡去留，作到辞意双美；另一方面要“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同时还要防止意兴偏枯,唱而靡应；妍蚩相匹,应而不和；情寡词浮,和而不悲；绝曲高声,悲而不雅；古调质词，雅而不艳等毛病。第二，是正确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者虽强调辞藻，仍认为内容是主要的。他说：“理扶质以立□，文垂条而结繁”，他认为轻视内容而仅追求形式，则成了“徒寻虚而逐微”，结果必然是“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第三，是要在众多的形象中去进行选择和概括；有时要先树要领，有时要后点主题；有时从晦到明，逐步阐述，有时又求易得难，须要层层深入；有时文章枝□虽具而根本未安，有时文章的根本已立而枝节未妥；有时感到招来即得，有时又感到煞费经营。总之，必须“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以期达到“笼天地於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文赋》对创作的“感兴”也就是“灵感”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作者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他形容创作灵感的出现与消失均极形象，是他的深切体会。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陆机首先提出的。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则本之陆机。沈约、陆厥、萧子显等人，虽然也有类似言论，却远不如陆机谈得具体。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这个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因而认为它是不可知而且无能为力的。他只能根据实际经验形象地描写了这一现象。

　　《文赋》中对各种文体及其与风格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们由于性情的不同，对文风的好尚也各异,“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这实际上是更明确地发挥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说法。他把文体分成10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种分类比曹丕所分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要细致得多，并且已经奠定了后来《文心雕龙》、《文选》等书关于文体分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曹丕所分“四科”,并未对文体本身的特点作什么说明,如关于“诗赋”，只说到“欲丽”的要求。陆机则具体地说到了诗的作用在于缘情，而赋则在体物。后来许多人往往以缘情、体物作为诗、赋的一种专称。更重要的是他用缘情、体物二词概括诗和赋的特点，正体现了魏晋人的文学观。在此之前的战国秦汉人大抵赞成诗言志 (《尚书·尧典》)之说,重在表现思想而不是表达感情；两汉论赋，又多强调讽喻之意。陆机的主张却强调了诗要表现作者的感情；而对赋也强调体物图貌等艺术特点。他这种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强调作品的艺术特点，使之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文赋》对声律的探讨也体现了魏晋人的观点。据《颜氏家训·音辞篇》记载，从汉末孙炎创反切以后，“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北魏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字表》讲到晋代吕静仿魏李登《声类》，作《韵集》 5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魏书·江式传》）。陆机正式吸取了这些成果，提出了文章的音律问题：“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在创作中，确实也比较注意音律。他现存的诗作中，有一些已比较接近后来的近体诗。虽然当时尚无四声之说，但从西晋开始，已有宫商之说(张敏《头责子羽文》)。在陆机以后，颜延之、范晔、谢庄等也讲过作诗的宫商问题。这种理论为沈约创造“四声八病”说及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文赋》的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件大事。它首先通过作者自身经验，综述了创作过程。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中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但陆机探讨文学创作，多半是凭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往往只能言及现象而不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所以今人钱钟书说:“《文赋》非赋文也,乃赋作文也。机于文之‘妍蚩好恶’以及源流正变，言甚疏略,不足方刘勰、钟嵘；至于‘作’之‘用心’、‘属文’之‘情’，其惨淡经营、心手乘合之况，言之亲切微至,不愧先觉,后来亦无以远过”(《管锥编》)。历来的批评家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说到“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总术篇》）。又说：“陆赋巧而碎乱”(《序志篇》)。这些批评还是恰当的。后来的论者批评陆机，往往就他“诗缘情而绮靡”等语着眼，认为“绮靡重六朝之弊”（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纪昀《云林诗钞序》）。谢榛、纪昀二人的批评就未免过当。至于称道他的，则多着眼于他对创作构思的论述。如清代邓绎《日月篇》中认为从刘勰到苏轼等人关于感兴的见解，“亦多胎息于陆”。

　　陆机的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存在着一些矛盾。如他主张“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然而他的创作却常被人指责为过于繁缛。这一点,其弟陆云和同时人张华都向他提到过。后来东晋孙绰说“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篇）；《文心雕龙·议对》篇说他一些文章“腴辞弗翦，颇累文骨”。《文赋》又强调“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受而必捐”。但他的拟古诗12篇及某些乐府诗多数是因袭前人之作的原意，仅仅更换一些辞句或添加藻饰。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当然,那些拟古之作可能是他早年所写,而《文赋》则是晚年所作。关于《文赋》的写作年代，旧说依据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一语认为系少年时作，但据今人周振甫考证，当作于他40岁以后。那么《文赋》中关于创作的理论,或许是他后来的认识。所以在《文赋》中,他曾慨叹：“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

　　《文赋》全文载于《文选》。今人郭绍虞主编的《历代文论选》有较详的注释。张少康有《文赋集释》，收集颇富，注释亦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