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7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像往常一样，以卖烟为生的林江迈老大娘早早起床，沿街叫卖。她与平常走一样的路卖一样的烟，吆喝声也如平常，生活似乎一如既往。然而，此时，这位老妪也许并不知道，她将在台湾历史上沉重的一页中写出下第一笔。在当时的台湾，卖烟酒不贴印花税即为违法，要受处罚。

　　到了晚上，这位老妪叫卖到台北市北郊大稻埕（现在的延平北路）以夜市繁荣的“园环”附近。在当时有名的“天马茶房”外，这位老妪遇到了专卖局台北分局的缉么私员傅学通等6人与警察4人，坐吉普车在大街上飞驰。他们见小贩便跳下车来，用鞭子乱抽。林江迈来不及躲逃，手中无印花税的香烟悉数被没收。老妪苦苦哀求退回全家赖以维持生计的香烟，缉么者却举起枪托猛击老人头部，致使她鲜血淋漓，当场昏倒在地。在场的群众愤怒已极，蜂拥将吉普车围住，高喊“不准打人”、“还给得烟”。缉警一面逃跑，一面拔枪乱射，子弹击中群众，陈文溪中弹身亡。

　　警察滥杀无辜，群情沸腾，台北市居民不约而同蜂拥至警察局，要求捕捉凶犯当众处决，以平民愤。听说凶犯躲入宪兵队，民众又围住宪兵队及报社，要求交出凶手，将血案经过真情颂于众。这就是“二.二八“起义的导火线。2月28日清晨，群众怒火燃烧，自发罢市搞议，并冒雨走向街头，聚集成群开始游行示威。于是学生罢课，工厂罢工，游行队伍越来越壮大。他们高呼“枪毙凶犯，赔偿人命！”“停止查禁外国香烟”，“废止专卖局”等口号，他们沿途燃烧派出所，焚烧专卖局缉么物资。上千11点左右，群众派出代表，向柯远芳提出惩凶、赔偿、取水泄不通专卖局等五项要求，柯一面敷衍拖延，一面布下杀机。群众队伍向“台湾省长官公署”涌去，不一会儿，公署广场人山人海，群众要求陈仪出来向群众说明。突然，从“省长官公署”的屋顶上响起了枪声，机枪子弹飞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当场打死6人，重任数人。“广场惨案”震撼全市。自发反搞的群众占领“台北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台北血案，号召全省同胞起来反抗暴政。陈仪立即宣布戒严令，禁止群众集会游行。3月1日清晨，陈仪开始了恐怖镇压：警察、宪兵、军队杀气腾腾，枪声四起，到处捕杀学生、工人和市民。下午愤怒的群众包围铁路管理委员会，警察大队竟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18人，伤40多人，制造了更大的血案。国民党第62军和第70军的两个师，早已于1946年调往华北地区打内战，在台的仅有70军的两个师则已于1946年调往华北地区打内战，在台的仅有70师的留守部队和基隆、高雄两要塞的守军，台湾军力空虚。陈仪采取与代表谈判的缓兵之3月2日下午进行欺骗群众的广播提出以下条件：“一、凡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一律不加追赶究；二、被宪警拘捕的人民，准予释放；三、伤亡的人，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予治疗，死者优予抚恤；四、特设一‘处理委员会’，以商定善后办法。”

　　3月3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由各方代表联合组成，委员会内部势力，大致由三个集团所构成。首先，第一个是当局，以及跟它贴紧的“半山”集团。“半山”就是搞日战争中，在大陆从事搞战，光复后随长官公署，以接收大员身份返台的原台省出身么有，因此，台湾人民对其颇有恶评微词；第二，是热心于政治改革的蹭偏左集团。第三，是从蹭派到右派的保守系大土主和地方土绅集团。处理委员会“当日下午发出第一号公告，指出：“本事件已在彻底交涉之中，请我同胞暂为镇静作本会后盾，冀交员涉目的能达到。”委员会并动员青年维持台北秩序。

　　史海钩沉7

　　台湾光复日

　　从1927年以后到1945年，陈仪一直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度高速任过福建省主席、福建绥靖主任、陆军大学校长和行政院秘书长。

　　1945年5月，陈仪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招待委员、台泫省警备总司令。

　　9月初的一天，在台湾的日本第二方面军举行台籍官兵解队仪式。当晚，安藤利吉在台北东门町兵营设宴，以示惜别。日本将佐和台籍官佐应邀出席，分席列坐。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台籍准尉借助酒兴站起发问：“今日宴会，既是送行惜别，应当尽礼尽欢，一视同仁为何席上日本人饮上等洋酒，台湾人饮劣酒，待遇要不同呢？日本人死到临头，还要贱视台人，台人就先退席。”

　　言毕，欲离席。

　　此时，一日本大佐怒起，喝令：“坐下！”

　　那准尉闻言，二话没说，抓起一只酒瓶，便掷向日席，“砰”的一声，玻璃碎片及菜汤溅得日军官佐满身满脸。

　　日本官佐大为恼怒，拔出腰间手枪，齐向台席射击。

　　这时，台籍军官出愤起反击，各自拔枪，向日本人射击。一时间子弹横飞，桌翻碟碎，秩序大乱，安藤利吉慌忙退避。又是一场厮杀，双方各不相让。

　　结果，日人死伤30余，台人死伤20余。此当为台人搞击日寇的最后一幕。国民党接收台湾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10月1日，国民党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携带中华民国国旗飞往台北。张迁孟到台北后不敢怠慢，刚下收音机即与安藤利吉交涉：“我代表中国政府要求驻台日军放下武器，并降下总督府上的日本国旗。”

　　天皇既已宣布投降，安藤利吉只得照办。

　　随后，张迁孟命令升起中国国旗。台湾的天空，第一次飘起青天白日旗，在场的中国人无不为之动容。

　　蒋介石又电令：国民党陆军第70军先头部队75师在基隆登陆，第70军其余两相师和第63军所属的3个师迅速完成在台登陆计划，海军第2舰队进驻台湾各重要港口。

　　10月17日，中国军队在基隆登陆，台湾万千民众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拥往基隆，有的夜露宿码头，“简食壶将，以表欢迎”。

　　在军队从基隆火车站登上开往台北专列时，欢迎的群众竟从基隆一直排到台北火车站，长达80多公里，充分表达了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和充满了胜利喜悦的心情。

　　史海钩沉8

　　战争结束后，许被陈仪内定为台湾大学校长。可是国府教育部以许为鲁讯好友，为鲁迅思想的宣传者，而拒绝任用。当时的教育部长是C.C（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巨子陈立夫，因此，或是说这是必然收场。许寿裳不得已，只有担任陈仪设置的台湾省立编译馆馆长，并兼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但于1948年2月18日夜晚，在台湾大学宿舍被暗杀。此举被指为政治整肃的恐怖行动的一环，大受国内外的挟击。

　　提起《浙江潮》的同仁就会想起沈仲九的名字。沈与陈仪有亲戚关系（沈为陈妻之堂弟，陈之第一任夫人为中国人），于日本留学后，再到德国留学，据说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居于领导地位的会员。以智囊地位参与陈仪的福建施政，在同一期间主持行政干部训练训练班，另一方面他又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征求同好。沈仲九在陈仪的保护下，战略上，局外人不易窥知其基本想法，但在战术方面，则可看出其有立志求兴国民富与中国共产党不同的“第三路线”的浓厚形迹。沈把台湾看成理想的实验场地，而早在重庆就策定三项“基本施政方针”。即：（1）树立适合台湾实情的行政制度。（2）实施统一接收。（3）保持币制的安定。

　　其中（1）是要树立承认日本在总督府体制形式的长官公署体制，谋求如同日本的台湾总督，掌握行政与军政的一元性权力，陈仪于是兼任台湾省行政长官与台湾省警备总司令。（2）是要完全掌握“日产”——日本有关机关及其人员所留下的财产，预先阻止针对接收的权益而介入的大陆各势力，以便确保治台财政基础理论。（3）是要隔绝大陆通货膨胀的狂潮，意图禁止大陆的浙江财阀系银行和C.C.掌握的农民银行等向台湾发展。

　　沈仲九在表面上高唱“实践三民主义”和“建设台湾为模范省”，实质上则大举留用日本人，致力于建立体制。接收专卖局，继续实施专卖制度，为谋求独占进出口与移出入而创设贸易局，为建立计划经济而事务统计等等。

　　陈仪来台时有疏求好，他要求部队遵守纪律，为此曾将一违纪的马姓少将当众枪杀示众。对于台湾民政、财政、金融、治安、警备、粮食、工矿等问题，他也试图深入了解。他身体好，生活军事化，拿盒饭上班，以办公室为家，曾经使他的幕僚们受不了。

　　然而遗憾的是，他身为台湾最高行政首长，未能深入了解台湾民性民情，而若干高级干部粉饰太平，未能掌握政局现状，终于酿成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陈仪也因此去职，最后竟走上断头台。

　　国民党的腐败决定了陈仪注定要失败的。

　　陈、沈的政策结果与其期望相去甚远。

　　国民党的大陆上那一套贪污腐化、横征暴敛、黑暗凶残的专制统治，变本加厉地搬到台湾。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擅开公库，篡改账簿，盗窃公款，私卖物资，化公为私。他们甚至不择手段，将工厂的机器，将机场的收音机都拆毁拍卖，以饱么囊。有的为了消脏来迹，竟放火烧毁工厂、机关办公室，仓库也频频突燃“怪火”，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日本殖民者留下的20万户住宅，也成了军政官员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