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学者不能死读书

　　记者：当年您和钱理群、吴福辉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曾遭遇北大出版社退稿。愿意谈谈吗？

　　温儒敏：当时黄子平是北大出版社的编辑。我去找他，对他说我们三个人的书要在北大出版社出，他说没问题。半个月后黄子平告诉我说：领导说你们还只是讲师，写教材没有资格。吴福辉认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朋友，就拿到他们那里出版了，后来加印了很多次。1997年，我担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抓教材出版，就把这本书的版权从上海要回来，在北大出版，这是重新修改，框架都变了，改动很大。最近又改了一次，增加了新的研究成果，变动也不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30年了，已48次印刷，印数130多万册，其影响之大也是我们未曾料及的。

　　记者：您发表过一些作品细读的论文，比如《〈围城〉的三层意蕴》《〈肥皂〉的精神分析读解》，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等著作。您认为应该如何认识现代文学批评？无论是批评家还是作家，对当代文学批评都不甚满意，您做了那么多研究，可否谈谈您对批评的看法？

　　温儒敏：在二三十年代，很多作家兼批评家，非常有个性。很多不是批评家，但是我最早提出来，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中给他们很高的位置。比如沈从文，他的批评写得非常漂亮；比如李长之，他是传记作家。比如李健吾、钱锺书——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批评家了，既能把感性的东西提炼成理性的思考，又很重视读书的印象。

　　现在批评的问题，一是和作家走得太近。我的老师王瑶先生告诉我，你研究沈从文，不要和沈从文走得近——批评家不要和作家整天在一起开会吃饭；二是批评家不要受制于出版社和媒体，要有些独立性，少写一些命题作文，少写一些应酬之作，要自己来决定该评论什么和怎么去评论，别太看他人的眼色；三是批评家要读书，要有思想交锋，别轻车熟路，从理论上到理论。好的批评家总是有些自己的眼光，能发现作家的特异性，发现他们在文学发展链条中独一份的东西，也敢于提出批评。

　　现在的批评文章很多，发表了大家彼此不怎么看，批评泡沫化，没有良性生态。

　　记者：好的评论文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您又是如何做评论文章的？

　　温儒敏：前两年我写过一篇莫言的《蛙》的评论文章，讲它艺术上的不完整。但是没有讨论，没有交锋。文学界太浮躁了。当代文学搞那么多理论没有必要。做评论还是要看作品。看作家在艺术上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东西，比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他们提供了很多新的东西是别人不可替代的。郁达夫可以复制吗？不可以复制。郁达夫文字粗糙，但很真，别人模仿不了；郭沫若不可复制，他的《女神》只有在那个年代，只有他的性情才写得出来。张爱玲多少可以复制，但也很难。

　　当代作家中那种“不可复制”的标志性的东西相对较少。《白鹿原》这样的作品，主要是靠气度。这部作品刚出版时我曾向日本人推荐翻译，陈忠实的历史观可能陈旧，但写历史的循环往复是真实的。莫言的作品算有独特性的，他的作品很传奇，好翻译；贾平凹的独特性，一是语言，二是写地方民俗，给人印象很深。贾平凹很土，又很传统，他的味道和独特性存在于语言的表述，很难翻译。阎连科的作品怎么评价，也可以说人性挖掘很深，但是这样的作品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