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一位比较“务实”的学者。从教材改编的主张中能够看出，从您平时教书育人的主张中也能够看出——感觉您是一位扎扎实实为社会做事的学者，是真正能够将学问贡献到社会中的。这种“实”来自什么？

　　温儒敏：实事求是，回到常识。你说我比较“务实”，也可能因为我来自基层，小时候接触基层生活较多，大学毕业后也曾到基层工作，知道在中国做成一件实事不容易，要比写一篇痛快文章难得多。有些学者满足于批判性，这当然是知识分子的本分，但也还要讲点可行性和建设性，多考虑国情与现实。有些改革不是光靠批评就能奏效的，还是要想办法寻找可行性的空间，一点一点地推进。

　　记者：回望来路，您认为成就今天的温儒敏，有哪些方面的因素？

　　温儒敏：没有什么，我总结不出来。一是我不爱交往。学术界有很多圈子，我没有圈子，不爱应酬，这不一定是优点，也许还是个缺点。但好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太受外界干扰。二是我生活较简单，不爱玩，一天到晚就是工作。出去开会很少参加旅游，总觉得还不如回来看两本书。这未免太单调，不一定好，但我愿意专注地做一件事，极力做完，有始有终。

　　记者：在您的学术之旅中，您认为最重要的作品是什么？

　　温儒敏：《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什么做“批评史”，下的功夫也比较大，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中文系有不期然的分工，周围的人都在做学问，有的做小说，有的做戏剧，从来没有人做批评史，那我就来做吧。《现代文学批评史》不能采取古代文论那种考评梳理，我就采取最笨的方法，选择十五六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从头做起，把每一位批评家的作品、评论看一遍。比如我研究成仿吾，先把成仿吾的年谱和书目做出来。后来我教学生也这样，研究什么必须穷尽他的材料，先粗过一遍，寻找问题，再找重点，再形成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带着框架丰富你的观点，回到靠材料来说话。成稿以后，还要在比较中调整你的观点，形成文章再去润色。要带着问题找理论。比如李健吾，我考察得差不多了，再找他和古代文论、和西方印象派有没有关系，不是以论带史。我采取的方法基本是史学的方法。文学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既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批评史带有很强的理论性，也要往外跨一跨。

　　记者：您认为学术的生命力和增长点在哪里？

　　温儒敏：各个学科的情况不太一样。从人文学科来说，还是要做基本的。不要太取巧，不要寻求填补空白。有时候很小的问题可能牵动很大。所以题目的选取非常重要，搞人文学科选题很重要，不能按项目的选题，要按学科提出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兴趣和优势选择题目。历史、哲学也是这样，空泛的课题做出来没有价值。山东大学文学院组织的“文学生活调查”不是题目，是个范围，是希望引发一些题目。我特别想引发的是关注古代文学生活，宋代的人是怎么读诗的，诗歌是怎么流传的，百姓有没有接触诗歌，文人之间是怎么交流的？如果搞清楚这些，会给我们的文学研究带来很有意思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