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方面，杨振宁是22岁拿到了西南联大的硕士文凭，23岁考取奖学金赴美留学的。也就是说，美国为他提供了进一步深造和做研究的平台，但扎实的学术功底是在中国打下的。

　　杨振宁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学成之后留在美国，不回国参与祖国建设，经常与他作对比的是他的同学邓稼先。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道德批判是站不住脚的。我们钦佩邓先生为祖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也同样钦佩杨先生在物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单说邓稼先，以他在美国一年即拿下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一穷二白的环境里短时间带领团队研究出原子弹、氢弹所展现出的天赋，可以想见，如果他留在美国，拿诺贝尔奖也不是没有可能。

　　在物理学领域，与邓稼先类似的还有赵忠尧、王淦昌、钱学森等几位“如果不回国夺诺奖希望很大”的学者，他们都是在中国接受的基础教育。可见，中式教育不是中国人与科学类诺贝尔奖绝缘的原因。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词里有一句肉麻到近乎跪舔的话：“莫言的想象力，超越了人类存在本身！”那么为什么从没留过学的莫言、刘慈欣，都能因为想象力强而受到老外的追捧，而科学方面，中国人就突然没了想象力呢？

　　原因归结起来也很简单，就一个字：穷。

　　科学研究进行到前沿尖端，往往拼的不是科研人员的天赋水平，而是所处平台和资金储备。说的俗一点，很多研究是拿钱堆出来的，而且是需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持续投入才能看到成果。同样天赋的两个人，一个身在美国尖端实验室，设备一流，资金充裕，有条件进行科研工作；另一个人身处相对落后的中国，还需要向国家向学校要钱来组建科研队伍，那这两个人，谁拿诺贝尔奖的概率更高呢？

　　8月23日，科学界出了一件大事：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带领团队做出了突破性进展，被认为具备了拿诺贝尔生物学与医学奖的实力。一时间各界欢欣鼓舞，连对生物学一窍不通的网友都非常兴奋。

　　这个发现固然可喜可贺，然而也必须承认，它与国外很多研究成果一样，是拿钱堆出来的。2009年，施一公所在的清华大学引进了一台世界上最先进的冷冻电镜，这样的机器全世界不超过十台，亚洲则只有清华的这一台。之后随着冷冻电镜技术的改进，清华一直保证供给施教授最好的机器。这机器最大的作用是能把生物剪接体看得更清楚，用施一公教授的话讲：

　　“以前的照相机技术不行，照片非常模糊，有层霜。（这台机器使）这层霜去掉了……如果没有冷冻电镜肯定做不到今天的结果。”

　　施一公与前辈科学家的轨迹差不多，也是在中国完成本科学习后，赴美深造。在美国做出一定的成绩后，回到国内。而与前辈科学家不同的是，他回国的2008年，国内已经可以为他提供最好的科研条件，让他在不逊于美国的环境下工作。终于，在七年后的今天，他的团队取得了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

　　从施一公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所谓中式教育教不出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这样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科学研究不像文学创作，可以靠一个人一支笔写出第一流的作品，而必须要在足够的资金支持，一流的科研平台和完备的团队协作基础上才可以做出。

　　【中国人不缺想象力，只是我们用到了更“有用”的地方】

　　回到本文开始时的追问：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吗？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纸箱做包子馅这个新闻相比大家都听说过，后来被证明是假新闻，也有人质疑可能确有其事。可无论是想出“纸箱包子馅”这个创意的人，还是想出用这个创意搞个假新闻的人，都堪称想象力惊人。而这只是我国神奇假货的冰山一角。

　　皮鞋熬制老酸奶，硫酸烧制仿古玉，烟熏做旧古书画，每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几乎都能看到闪着想象力光辉的假货。康帅傅方便面/茅合酒/鸭梨手机/粤利粤饼干，一众山寨品牌亮瞎我们的眼。“无利不起早”的古训如今演变成“无利不创新”，国家绞尽脑汁想让年轻人更有创新意识，但在假冒伪劣方面，中国人早已展示了匪夷所思的想象力。

　　通信手段发达后，骗术更是从造假变成了直接骗。回想一下，我们谁没接到过“听得出我是谁吗”、“小x，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这种诈骗电话？谁没收到过“恭喜你成为xx节目获奖观众”之类的诈骗短信？谁没收到过“好久不见，找你真不容易”之类的诈骗邮件？

　　当今社会，各行各业充斥着结果导向的浮躁，只要能赚钱就会得到尊重，而赚钱途径不会被看重。慢慢的，我们变得务实，把想象力投放到了更有用的地方去。无奈的是，这种结果导向融合进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官本位”思想，使得各种想象力、创造性，最后都归到两个去处：要么钱、要么权。

　　上文说到，8月23日，清华大学召开发布会，介绍施一公团队的重大发现。其实介绍科研成果只是这个发布会的一个环节，另一个环节则是：宣布施一公将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这是典型的火线提拔。2014年12月，施一公刚被提拔为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时隔半年多，就升为副校长，而且是和重大科研发现同时公布的，这等于给了社会一个明确的信号：你足够牛，清华就给你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