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风华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拍纪录片作业时，有小组做有关美食的精致片子，他就去拍“孤独的宿管员”，记录凌晨4点学生都在睡觉，宿管大叔一个人在阴暗的走廊里扫地，结果被全班认可，拿下高分。他开始关注农村和工人问题，看很多学术资料，身边同学也很感兴趣，时常交换意见。

　　“这所学校的可能性很多。”凌雄第二次创业，选择回到家乡，去农村开辅导班，教孩子们数学和英语。这次他不仅收获了一些财富，更得到了人们的感激。一个月里，他看着孩子们嬉笑打闹，看到他们掌握了原本近乎一无所知的拼音和乘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那种快乐是之前单纯想赚钱时没有的。

　　四

　　凌雄在北京偶尔做家教，看到北京的父母给孩子掏1小时一两百元的课时费，培养孩子各种课外技能。他会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童年：小学老师是年迈的代课教师，老大爷上课就让学生们自习，然后在操场摆桌子喝酒，再满脸通红地回来宣布下课。

　　在村里，除了他，同龄人没有考上本科的。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打工，很多已经有了孩子。他想了想，感觉自己走出来的主要依仗就是天赋。

　　邓风华去边远山区调研。他去南方山区拍纪录片，记录一位8岁上学的小姑娘。

　　他还去东莞的化工厂打工，看工人不戴手套就把手伸到化学试剂里干活，皮肤被腐蚀到干裂。有农民工告诉他，回老家不知道做啥，又买不起东莞的房子。

　　在学校里，他发现那些和自己父母面貌相似的校工们就住在学生公寓的地下室，他陪食堂阿姨跳广场舞，了解她们的生活。

　　他理所当然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家里土坯房，刚2米高，阴冷又潮湿，昏黄的灯泡让墙上的裂缝显得更明显，猪圈招引的苍蝇在家里肆意地飞。他那时在县城读书，食堂阿姨都心疼他穷，尽可能多给他肉。当时他又黑又瘦，胡子拉碴。

　　现在的他远离了云南的紫外线，变白净了，他感觉一些出身和自己相近的同学在和原生环境切割，和一位父亲是建筑工人的好友说起农民工的遭遇，对方淡淡的，觉得先把自己活好才能考虑这些。

　　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的学者曾对江苏省内两所高校的近200位农村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近半数人“非常愿意”或“愿意”成为城市人，相比之下，只有15%的学生愿意坚守农村身份。尽管有73.5%的学生认为“既然身在城市，就要适应城市生活”，但只有7.3%的同学认为自己“堪称一个城市人了”。

　　邓风华的父亲觉得，儿子想的东西有些奇怪，应该安心做教师。“小学时，老师嫌他年纪小，不收，我就把我家饭桌摆过去，逼他们收。现在不行了，大城市，咱不行。”邓父叹着气说，忧心儿子心气高，其实能像女儿一样，当个教师，朝九晚五，安安稳稳就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