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小薇也后退了一步。她原本有机会留在本校读研，可一年的学费要2万多元，而去另一所“双一流”高校，不但学费减免，还有可观的奖学金。她的父亲劝她继续留在北大，她说自己“不想再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了”，把电话那头的父亲噎得说不上话。

　　“我们作选择，很难不计成本，要考虑性价比。”严泽说。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谢爱磊对4所985、211平台高校的2000名农村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后发现，农村孩子在精英高校也能实现自洽——方式往往是将精力主要投入学习，放弃部分社交生活。

　　“北大的生活其实很舒服，很容易忘记困境。”这句话邓风华的理解是，大部分人想的是如何在夹缝中实现自己，而不是凿开缝隙。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成长的地方。他回山里做访谈，发现很多小孩不自信。一些家长觉得孩子考大学不切实际，更何况“供一个孩子要10万元，要是将来找不到好工作就赔了”。对于从深山里考上北大的经历，即使当事人就在眼前，很多人的眼神中也透露出不相信。这种感觉他熟悉，自己读高中也遭受了很多反对，姥爷把父亲叫过去，说“读书花钱不如把房子修修”。

　　“即使现在，考上重点大学也是小概率事件”，邓风华反思，自己家虽然穷，但父亲重视教育；可就在临近的村镇，一些家庭还坚信“穷就穷到底，政府好管理”，他们指望政府发钱养活，并不鼓励孩子读书。

　　在他看来，很多农村孩子来到北大，一方面饱受贫穷的困扰，另一方面又在拼命逃避、淡化这种局限。有的人骨子里开始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或努力。可在他看来，就像自己没读过书的母亲说的，自己可能只是“走运到祖坟冒烟”。

　　在他家，姐姐学习本来也不差。小学最后一年，县体校来招体育生，村小的代课教师们以为招文化课的尖子生，就把姐姐在内，学校的前3名都送了过去。

　　体校没有围墙，一天上5节文化课，学生们每天找个坡道跑步。姐姐只半年就跑得双脚肿胀；平时上课也没人管，在二楼把1元钱丢下去，就有小贩把粑粑从窗户丢上来。父亲想给女儿转学，可又缺钱，也舍不得体校的补助。

　　农村粗粝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姐弟俩的轨道，邓风华是幸运的那个，上了北大。姐姐第一年考了一所不错的林业类本科，可农村信息闭塞，收到通知书才知道学费贵，一年上万元。为了给弟弟省钱，家里就让她辍学。摆了几个月的小摊，她“心里空落落的”，复读又考上了本地的师范院校。

　　即使到了今天，邓风华的村子里，每年有两三个读大学的后生，另外二三十个依旧选择打工。

　　在北大的某些课堂上，有个别老师说北大人就应该是“完美主义者”，去登山、滑雪、骑马，“过最好的生活”，农村仿佛不存在。但邓风华也庆幸北大是兼容并包的，不少教授会在课上讲，希望同学们关注三农问题。有老师告诉他们，《春天里》这首歌原本倾诉了底层的愤怒和不易，之后却被轻易置换成“自我奋斗”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