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邓风华不这么想。他希望农村同学们意识到，原生家庭并不需要逃离，反而是行动力的源泉。他说自己不再自卑了，尽管看待一些问题的角度可能和中产家庭的孩子相差更大了。可他清楚地知道，这两种认识方式是平等的，自己能为他们提供不同的经验，也能收获他们的尊重。

　　五

　　大四这年，邓风华带着几个大一的学生去云南农村探访。去的路上，大一学生一路欢声笑语，聊综艺和偶像剧。直到他们到山村小学，班里都是留守儿童，大学生们问孩子最近一星期开心的事有哪些，没人回答；一个月，还是想不出；一年，依旧是沉默。最终有学生颤着声说，爷爷死了，爸爸也3年没回来了。

　　返程的列车上，话题变了。这群大一的学生开始认真地琢磨起农民工问题，偶像被忘在了脑后。

　　无论是城或乡的孩子，大学这4年可能都是他们首次彼此深入接触的机会。农村孩子也很可能在其中收获值得欣喜的改变——比如严泽，她觉得自己愈发自信了，做事细心、负责，她收获了很多认同，又在锻炼中学会了与人相处，和人沟通。

　　“我走的是我的父辈从没走过的路，全都是我自己在试。”严泽会觉得，来北大前，自己是狭隘的，只想“过好日子”。可看到身边一些同学，才发现对某个事物的兴趣，或者对群体关心才是持久的动力。

　　邓风华自己的家庭也在改变。他们家以前算是村里的破落户，现在姐姐当上了老师，给家里修了几间新的砖房，买了电视，装上了太阳能。他考上了北大，更让这个家庭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一户，亲友们开始把孩子们在假期送来，让他们跟着姐弟俩聊天、学习。一些原本想让孩子辍学打工的父母看到了这家人的变化，也渐渐改了主意。

　　另一面，原生家庭带来的身份也长久地影响着这群学生。曲小薇今年毕业，没回家，直接去了研究生的学校继续学习，主要为了省下回家的路费。她认为硕士毕业后去昆明工作，是适合家境的最优解。

　　北京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毕业生去向，也发现农村学生的流向特点鲜明：他们出国深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更加稳定、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及较高保障性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则是首选。

　　曲小薇坚信，原生家庭的影响不会抹除。她希望以后赚钱，给老家的小学捐一个图书馆，再给村里装上路灯。凌雄则已然工作，身为选调生前往基层。在家乡开办辅导班的经历让他觉得，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类似的烙印也留在了崔少扬身上。他就要开学了，资助都已到位。可他最挂念父亲的身体——父亲最近总感觉肚子里“有气泡”，很担心，却还是不肯去医院检查。这成了崔少扬的心病。他也还清楚记得贫困的滋味：自己600度近视，父亲曾省下治疗肾结石的钱给他买了眼镜，他却不慎摔碎了——他痛恨自己，从此再没配过眼镜，不得不凑近看很多东西。

　　自认“融入”还不错的严泽也清晰地记得贫穷带来的不适感：小时候，她沉默地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插不上话；再长大些，同学们问她牙不整齐，为什么不去矫正，她哑口无言；到了北大，开学后会有同学说自己暑假在洛杉矶，或者寒假在旧金山吃到了很棒的甜品，但现在，自信的她放下了这些。

　　邓风华已经克服了落差感，他在乎深山里的老家，也想改变它。家里只有铺太阳能的屋顶信号好——假期，他抱着电脑坐在屋顶上学习。夜深，绵延的山漆黑，万籁俱寂，头顶的星辉洒满夜空，电脑荧屏闪着光。(文中北京大学学生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