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有关中学的顺口溜：四大金刚，八个罗汉，外加一座神仙。这13所学校代表着上海顶尖的高中教育资源。至于谁更优秀的这个话题也关系到上海小升初择校的家长们，所以，每年上海小升初择校，家长们也是格外的关注这13所学校。

　　但其中，颇具传奇色彩的是这位“神仙”：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简称上外附中，前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副部长王光亚等人的母校；一所多数学生竟然可以不参加中考和高考，还能直接被国内外顶级大学录取的中学。

　　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逼近40万，据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统计，读取本科的留学生较2011年增长31%，而2012年度赴香港参加SAT考试的学生比上一年增长100%。

　　持续高涨的留学热下，上外附中因其出色的“留学成绩”越发声名远扬，同时，这所名校也引得不少家长与教育学者长期热议：它究竟具有什么魔法？

　　上外附中的洋高考

　　人人网上曾经热传一个帖子，博主列举了“附中人”通常会碰到的100件独特的事，其中有两件分别是—认真考虑过出国读本科的问题，以及，每当SAT（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托福考试前一个星期，班级里总会特别冷清。

　　洋高考有多火热，上外附中俨然是一支温度计。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中，“出国党”超过三成；2012年，219位应届生，出国80余人。2013年，330名学生毕业，140多人选择留学。

　　屡次看到这种“夸张”局面，阿哲与她中学时期的“小伙伴们”惊讶得“下巴差点掉下来”。她2004年从上外附中毕业，“那时，附中的学习气氛虽不如其他学校那般剑拔弩张，但绝对以高考为导向，而出国只是个例。”

　　也是2004年，12岁的袁幼林考入上外附中初中部。入学时，他记得学校的荣誉榜上挂着一些被哈佛、耶鲁等海外名校录取的学长、学姐的照片，但彼时，“少年出国”未成风潮。

　　“大多数同学会在国内上大学，四年后出国深造。而且，老师也希望最好的学生能够参加高考。”阿哲说。

　　据统计，2005年，被海外大学招录的上外附中学生不足10人；2006年，这个数字超过20，随后，纪录被不断刷新，而到2008年—2009年，出国生足以组成“出国党”了。

　　2011年6月，成绩优异的袁幼林没有参加高考，因为早在大半年前，他就收到了录取通知，来自牛津大学政治哲学经济系。

　　与他同一级的学生中，70余人放弃高考及保送资格，一溜儿去了国外名校，包括哈佛、耶鲁、斯坦福、康奈尔、牛津、日本早稻田、加拿大滑铁卢，等等。

　　“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无论学术成就、科研氛围还是本科教育质量都要优于国内大学。在家庭条件和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希望追求更好的教育。”这是袁幼林的想法。

　　朱冰聪低袁幼林一届。2012年6月，当多数同龄人准备最后的冲刺时，她已凭借2360分的SAT成绩和出色的申请文书将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三所美国常春藤学校的录取通知收入囊中。

　　“肖复兴先生说，年轻时应该去远方，这对我颇有影响。”朱冰聪的另一重考虑在于专业。“19岁的我兴趣广泛，并不非常确定自己想学什么。或许，美国大学那种重视公共课程，鼓励学生探索多种可能的风格更适合我。”

　　袁京雨是朱冰聪的学弟，2013届毕业生。他的出国计划初三便已定下，高三时共申请了15所学校，拿到9封通知书，挑来挑去最终决定去耶鲁。而他的同学中，普林斯顿大学1位，斯坦福和杜克大学各6位，芝加哥大学2位，等等。

　　“很多附中学生都经历过海外游学，留学的种子那时就已种下。”袁京雨在初三暑假第一次参加美国一所高中的环境科学项目。经过这段“超小班教学、师生亲密互动、课外大量阅读”的学习后，原本对生物不感兴趣的他开始喜爱环境科学，这也让他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的教育方式更适合自己。

　　早些年，“附中人”还比较保守，有人会做“洋高考”与“高考”的两手准备，但渐渐地，“出国党”彻底放弃了高考。

　　“兼顾两头会分散精力，如今，很多人早早做了决定，他们会多申请一些学校以求保底。而且，附中前几届学长学姐在美国的学习表现大多受到好评，这些学校的招生官对‘附中人’也会更加信任乃至偏爱一些，形成了良性循环。”朱冰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