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成“唯一主旋律”

　　就在原来的同班同学们仍在继续6月苦读生涯时，我们这批200多人被拉到市光新村某处。在这个20年前绝对算是城郊的地方，进行为时一个月的封闭式军训。

　　每天在大太阳下站几个小时的军姿，晚上自修，睡觉就是在一块门板加草席上解决。军训末了，也差不多是中考的时候，一场预告已久的摸底测验彻底打消了我们的假日憧憬，几乎全军覆没。

　　看着人生第一次的50几分，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那个心情是瓦凉瓦凉的。用老师的说法就是好一个“下马威”，预示着3年艰苦生活的开始。

　　正式开学后，我们又迎来新的同学，他们是通过中考和借读渠道升学上来的，最终构成了9个班级大约400人的新一年级。其中9班是理科班，8班是文理班（也就是尖子班），我被分到了1班。

　　现在大行其道的寄宿制，在当年还比较稀奇。8个人挤在一个寝室里，对于慢熟和还未定型的半大小子来说，绝对需要适应。幸好当时没什么电子设备，更兼有严厉的舍监管理。再怎么野性不羁，谁也不得越雷池一步。

　　从早上6:30鸣号起床，到晚上9:30熄灯断电，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日程规划得清清楚楚，目标明确不允许有任何杂念。即使是青春期的荷尔蒙，也没能催生太多浪漫，至少在我们班级没有出现明显的早恋搭子。

　　更遗憾的是，当时整个年级里都没什么靠谱的绯闻，读书成了唯一的主旋律，“学霸”也毫不意外地成为身边的示范。

　　晚上9:30熄灯后，当看到有蚊帐偶尔漏出的微光，你就知道是某人在打着手电看书做题。为了防止查房发现，他多半还支起了被子。越是到了后来，半夜里的微光越来越多。这也算是一种奇观吧。

　　当然我们还有足球队、艺术节、班刊和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这些在后来成为附中的社团文化。就在我们毕业前后不久，附中建设了带有天文望远镜的旦华楼、成立了管乐团，到今天据说已经有两三百门的选修课供学生选修。

　　就是我记忆里的这段学习、生活，可以说苦中有乐、苦多于乐，但在当年的班主任看来，还算是相当自由了。邓建春老师1991年进入复旦附中执教，我们班是她当班主任完全带满3年的第一个班，所以她印象比较深刻。

　　跟现在的孩子比起来，她说：“你们那时候条件是十分艰苦，但也比较自由。压力肯定有的，但还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条件是好了，每年附中出国的学生多得不得了，你们那时候才一两个。可选择多了，学生反而没了方向。”

　　她还告诉我，从2014年开始，复旦附中取消了拥有悠久历史的理科班，开设了“文理学院”，更重视学生的综合性发展。她建议我到开学时，再去学校看看，感觉一定会有变化。“跟你们那时候的教育理念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