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少扬高中最喜欢《平凡的世界》，一度以一辈子驻守农村的孙少安为目标，因为“他对家有担当，有守护”。他的父母都靠打工赚钱，还欠着债。为了凑够他去北大的开销，父亲这个夏天拼命干活，生怕下雨。崔少扬除了每天也在工地干10多个小时，还坚信学习也是“守护家庭”。

　　他的家几乎是毛坯，卧室里没有书桌，零散地堆着各种建筑杂料。客厅里的老式电视机架在两块空心砖上，父亲哽咽着说家里的不易，孩子们上学，有时就买火腿肠充饥，却骗在外地的他说吃得好，有洋芋、肉末、白菜。崔少扬也在旁边抹泪，说3年前父亲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自己最后一面，吃顿好的，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他承认，知道那件事后，“才有了学习的动力”。

　　邓风华儿时帮父亲收烟草，在地里忙到浑身湿透。掰好后拿回家熏蒸，需要在烟草下点起炉子。烟气四散，熏得人睁不开眼，身上沾满烟油，衣服会黏在一起。熬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他心里想，长大了不要继续种这玩意儿。

　　邓风华的父亲只想让孩子离开自家那栋又黑又破，下雨天漏水，还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他一度觉得儿子最好的出路是读个二本，去县城当初中教师，赚一份稳定的收入，成为城里人。现在儿子出息，愿望水涨船高——去当高中或者大学教师，更安稳了。

　　这想法一直未变，从邓风华出生时就是如此。邓父种了四五亩烟草，养猪，农闲时去搭电线、挖矿。

　　后来女儿读大学，儿子读高中，他又向隔壁村的朋友讨了几亩荒地种玉米——那片地光秃秃地杵在山头，脚下就是云贵交界的大峡谷，平时寂静得像在空中。

　　“我和他说，一定要考出去。再陪着我种地（我）要哭了”。

　　邓风华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学习的目的就是远离原生环境。他的高中老师欣赏他，会拍着他的肩膀说，“要考上北大啊。考上北大，你半只脚就进入了上流社会。”那时他很感动。

　　直到站在燕园里，他也茫然，“究竟什么是上流社会？”

　　过去的经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曲小薇，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北大——之前同村有人考上了北大，父母就让她以此为目标。第一次高考，她考上了一所南方的名牌大学，可家里盖房子，没钱，交不起学费；高分考生回去复读则有3万元奖金。她被迫读了一年，稀里糊涂来了北大。

　　同样来自云南山区的凌雄也是“稀里糊涂”上北大的。他是理科生，公布成绩后，最钟爱的专业是北航的飞行器或者同济的土木工程。可他们高中学校从来没出过北大的学生，校领导找他谈话，老师也求他“冲一冲”。于是他填了提前批次，来北大学了冷门的小语种。

　　“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他将目光投向课外生活，参加了不少社团。觉得这样离大家“都想要的那种生活”近些。

　　“那个蓝图是好的。可其实根本不适合你。”凌雄大一大二严重失眠，加倍地焦虑。

　　他还忙着创业赚钱。父母是工地上扛钢筋的工人，他想富裕起来。可他发现自己辛苦想的一些创业点子，要不一下被见多识广的同学指出并不靠谱，要不就是被人提醒类似的项目早已有了。即使遇到一些感觉能赚钱的好项目，有的同学能拿出5万元投资，可他没有这种闲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