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进”和“传出”，在外语界也颇有些争议。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的人留学海外，学习西方的语言教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将其翻译引进过来，对我国外语教学和科研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西方的外语教学的历史比中国的长，应该承认，很多成果值得我国学习。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成功的做法是，学习国外先进的理论要结合我国的实际，不是“拿来”就用，而是联系实际，加以“本土化”，使之符合国情。20世纪90年代中英合编的中学英语教材既没有运用结构法，也没有用功能法，而是运用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的“结构功能法”就是一个例子。当时，在初中教学大纲中没有直接要求培养交际能力，而是提出“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章兼中，1986），也是基于中国的实际规定的。在介绍和引进外国的理论时，还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要善于使用通俗易懂的汉语深入浅出地翻译，不可随意创造新词，弄得文字晦涩，深不可测，颇有些吓唬人，使得中小学老师“敬而远之”，甚至使得有些老师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这就向专家学者们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提高翻译水平，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当然，中小学教师也不能因为理论深奥难懂而远离理论，满足于日常教学，固步自封，不求进取，而是加强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近30年，中小学外语教育“引进”多于“传出”，这是事实。一方面，我们自己的研究还很薄弱，又缺少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即使完成了一些初具规模的、有影响的研究项目，也很少有向外宣传的意识。另一方面，限于翻译水平和资金来源，使很多学者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中国这些年在中小学外语教育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未使世人知晓。迄今为止，仅有为数不多的用英语写的书籍介绍了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其余多为零散论文，分别发表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影响很有限。这就对高等外语院校、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学术组织、出版机构和那些以英语教学为产业的机构提出了一项任务，那就是要重视我国自己的中小学教学和教法的研究，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并将研究的成果已成英语，传出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

　　四、课程研制如何进一步加强科学性与民主性？

　　外语教育周期性长，又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特点。所谓“一条龙”，应该指从小学直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至少需18年。基础外语教育阶段指的是小学到高中，如果从小学一年级起始到高中毕业需要12年，从小学三年级起始则需要10年，中间有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就有连续和衔接的问题。研制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时需要尊重外语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否则就会出问题。例如：

　　1.课程设计要整体考虑，但阶段应分清，这就不会出现两个课标重叠的问题（指现行两个课标里都有高中部分），也就会把初中词表和高中词表分开了。尤其在课标实施的过程中，不至于出现不衔接的问题，即开设英语的小学学生还没有毕业，初中就实施新课标；初中新课标还没有实施完一轮，高中就开始新课程的实验。这样猖促上马，必然造成混乱：一是不衔接，教学困难；二是准备工作来不及，特别是教材编写时间不够，质量受到影响；三是频繁变化给师生带来很大压力和负担。

　　2.小学开设英语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措施，对于提高我国外语教育质量非常重要，但要在中国这么大又不平衡的国家普偏开设小学英语应有相应的措施，做好准备，保证开设的效果。教育部2001年1月《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一下达，全国各地竞相开设小学英语，许多学校师资、设备、教学资源没有准备好就上马，因为不开外语课就会影响生源，结果，尽管经过努力小学的英语教学日益进步，但教学质量还是受到损失。而且由于小学课程要求不明确，很大一部分小学生进入初中在英语教学衔接方面出了问题，甚至失去了学习的兴趣（郑红鹰，2008）。

　　3.教育部原计划从2001年起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使全国都能按新的课程使用新的教材（陈至立，2001）。实际上，高中新课程的实验没有像原计划那么快地实施，而是及时听取了实验地区的意见后决定放慢进度，分期分批开始试验，其实际效果比较好。从2004年开始，每年有一个到五个省市区自愿进入高中新课程试验区，估计到2010年全部进入。而第一批进入高中课程试验的山东、广东、宁夏和海南四省的学生2007年参加高考，又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有所区别：山东、广东要求接近课标八级水平，而宁夏和海南仅要求达到七级。这些“逐步到位”的做法都是充分听取教学第一线的意见后决定的。因此，虽然高中课标要求高、改革力度大，由旧教材向新教材的过渡还算比较平稳。在高中课程标准实施中，贯彻民主的原则，尊重各地的自主选择权，是值得肯定的经验。

　　无可置疑，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的理念先进、具有创新精神，有前瞻性。在实施课程标准的过程中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不可操之过急，多搞些调查研究，多虚心听取教学第一线的意见，特别是那些不同意见，让政府领导部门了解实际情况，及时进行宏观调控，不断调整实施方案，使其真正与我国实际结合。

　　五、如何进一步搞好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英语课程资源包括英语教材和所有用于教学的材料及辅助材料，其中以教材为核心。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教材实现了多样化，但好些教材雷同。这种现象越到高年级越明显，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路子都很相似，虽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到头来所选教材的程度并无多大差异。这一方面可能是教材编者揣摩教材审查者的标准，小心翼翼编排，唯恐教材审查不能通过；另一方面，怕教材编得浅易（如低于九级或八级）或要求高些（超过九级），没有人敢选用。这样一来，教材仍然不能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

　　2．教学资源的制作存在质量的问题。教材和教辅的编写是一项艰巨的创造性的劳动，编者需要反复推敲，编辑需要多次细心的校对。过去的教科书很少有错，因为上上下下都深知其重要性，编写的时间给得比较充分，一般说来，一个学年的教科书及教学用书需要一年的时间编写，而新课程的教材打破了常规，一年就要编出至少一年半到两年的教材送审。以这般跃进的速度编教材实在是强人所难。现在，似乎存在着一种“无书不出错，无错不成书”的现象，过去这是不能被容忍的现象，而今天却司空见惯了。

　　外语教材和教辅的编写主要是用英语编写，为使语言自然真实，需要有英语国家人士的参与。可是，有的教材，特别是教辅的编写没有外籍专家参与，编写的材料不是中式英语就是从出版物抄来的或从网站下载的。对于质量低下的材料，大家尚可识别，而对于抄袭行为和侵犯版权的行为，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辩解说是为了教育，情有可原。这里要弄清楚，课堂教学引用材料是可以的，但是，引用别人的作品用于具有商业性的出版物必须尊重其版权，要得到原作者的许可，否则是不合法的。这一点需要引起外语教育工作者的注意。要鼓励教材和教辅的原创性，打击那些抄袭、盗版等侵权行为。

　　为了保证教材的语言质量和解决版权的问题，中外专家合编教材或用引进教材是当前常见的做法。但是，无论哪种办法都需要时间，在合作编写过程中，中外编者需要磨合，因为彼此之间的文化和思维的差异经常产生碰撞，对语言的理解（如对语法）不尽相同；而引进的教材虽具有语言自然、理念新的优势，但外国作者毕竟对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中的特点和困难了解甚少，他们编出来的教材就需要有个根据我国国情认真改造的步骤，换句话说，要有个“本土化”的过程。如果忽略这一点，教材在实际使用中就必然出现困难。

　　3．教材和教辅等资源丰富了，各地区各学校如何选用这些材料？这也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根据质量要求和学生发展的要求来选择还是受经济利益所驱动？后者必定会使教材和教辅市场混乱。是由各省、市、地、县教育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决定，还是由各学校领导和教师自下而上地决定？西方有的国家，如英国每年春季举办教科书展览会，各地教师前往参观，自行选择教材。这种自下而上的做法恐怕目前在我国行不通（民办学校尚可），但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应该可行。各地在教育部门领导下组织教师、专家、教研人员及行政管理人员等参加的小组，研究和比较各套教材，切实根据自己地区的需要选定教材。在选择教材的过程中，要杜绝出版商贿赂官员和官员指定选用某种教材等做法（此种现象是存在的）。同时，各地教育部门应鼓励学校选择适合学生需要的教材，凡是国家审定通过的各种英语教材都应争取让英语教师看到，以便使他们利用丰富的课程资源进行教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有必要加强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一方面要建立一支开发课程资源的队伍，由中外专家、教师和教研人员、资深编辑组成；另一方面要建立一支审查、评估和选择利用资源的队伍，也应有上述三部分人员组成，并可适当吸收学生和家长代表参加。应制定编制标准和评估标准，使工作规范化。同时，还要建立教材和教辅市场的监督机构，以杜绝各种不良现象。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学习、开展交流、调查研究，使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评估更为科学化。

　　以上讨论的五个问题远不能概括中小学英语教育所涉及到的全部问题，只不过是抛砖引玉，还有待同行们发表高见，例如，如何有效地提高农村外语教学质量？如何切实减轻学生学习外语的负担？如何处理好英语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语文）的关系？如何安排英语和其他语种的比例？等等。其实，外语教育的政策性很强，受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影响大，许多问题光靠民间团体或专家学者发表议论是不可能解决的，需要政府部门的关注和具体指导。因此，像上个世纪末教育部召开一系列全国性外语教育工作会或座谈会，实施自上而下的领导，加上自下而上的呼应才是最得力的解决办法。

　　展望21世纪，随着我们祖国改革开放的稳健而迅速的步伐，中小学英语教育将会不断继承创新，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我们要在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外语教育教学理论的同时，依托我国现有的丰富的英语教学实践，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切实搞好调查研究、大胆改革创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体系。期望在2050年，中国不只是一个拥有外语学习者人数最多的大国，而真正成为世界上一个先进的外语教育大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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