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学法的“后方法”时代

　　摘要：外语教学中的“后方法”不同于任何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法流派，它不是呆板凝固的锦囊妙计式教学法，而是一种灵活、动态、开放的外语教学思想。它对传统教学法思想的超越集中表现在对教师、学习者和教师教育者的再定义，以及教学经验理论化等新主张。

　　关键词：外语教学；后方法；Kumaravadivelu

　　一、外语教学中的“后方法”

　　外语教学中的“后方法”(post-methodpedagogy)也译作“后教学法”，指的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外语教学研究中出现的从根本上超越传统“教学法”概念的一种外语教学思想，其理论主张散见于Prabhu(1990),Stern(1983&1992),Allwright(1991),Richards(1990&1998),Pennycook(1989),Nunan(1991),Brown(1991),Freeman(1991&1996),Kumaravadivelu(1992,1994,2001,2003&2006)和Bell(2003&2007)等学者的论著中，其中以印裔美籍学者、加州SanJose州立大学应用语言学教授Kumaravadivelu为主要代表人物和理论集大成者。

　　外语教学中的“后方法”不同于任何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法流派，它不是呆板凝固的锦囊妙计式教学法，而是一种灵活、动态、开放的外语教学思想。它反对以往把外语教学简单化的种种做法，强调充分考虑外语教学的各种复杂情况，强调语境对教学的重要性，尤其强调社会、政治、教育制度等因素对外语教学的重要影响。“后方法”提出了“学习者自主”和“教师赋权”等核心理念，鼓励教师将课堂教学实践理论化，将教学理论知识实践化。它提出的并不是具体的教学法，它也不谋求对“最佳”教学法的追求，而是一种基于语境的(context-based)教学主张和一系列宏观策略，旨在帮助解决长期以来令全球外语教师困惑的难题：对各种教学法的选择。它对传统教学法思想的超越集中表现在对教师、学习者和教师教育者的再定义，以及教学经验理论化等新主张。

　　二、“后方法”外语教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传统教学法的局限性

　　几百年来，全球应用语言学者和外语教育研究者一直在努力探索更为有效的外语教学方法。经过大量的理论思考、实证研究、方法创新和激烈争论，一个又一个新的外语教学法被推出，以期使外语教学更高效。然而，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某一种教学法必然优于另一种教学法。人们对各种教学法理论和程序的实践效果始终不很满意，对教学法局限性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比如Prabhu(1990)梳理了以往的各种实证研究，通过文本分析和逻辑思辨，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不存在“最佳教学法”的理由；Richards(1998)指出，决定外语教学质量的是教师而不是教学法；Stern(1992)认为，以教学法为中心来组织外语教学、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编写、测试评价和师资培训的做法过度简化了外语教学这样一个涉及众多因素、错综复杂的动态系统工程。Allwright(1991)在分析讨论了导致各种教学法“相对无助”的六方面原因之后，干脆得出认为“方法已经死亡”的结论。

　　表面上看，形形色色的教学法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程序，但实际上相互之间存在很多重叠之处。一些看似全新的方法不过是原有方法的变形，用新的术语掩盖本质上的雷同(Rivers,1991)。很多声称具有革命性的教学理念，不过是先前教学思想和程序换了个角度重新命名(Kelly,1969)。随着教学实践的推进和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入，教学法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实证研究始终无法证明哪一个是最佳教学法，教学实践也表明无所谓最佳教学法，寻找最佳教学法的思路走不通。(2)外语教学是一个多学科支持、涉及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的动态系统工程，如果不充分考虑外语学习的环境因素而把教学法作为组织外语教学的指导原则，容易导致过度简化外语教学问题。(3)教学法思想把教师假为成知识的接受者和理论的执行者，这一定位割断了理论和实践固有的内在联系，实践中教师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不能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自主性。(4)教学法概念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外语学习的秘密已经被人们掌握，只要按照教学法程序去做就会成功。事实上虽然多数教学法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它们普遍缺少实践基础和实证支持。大约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超越教学法概念的必要性成为外语教学领域的共识，“后方法”外语教学理论应运而生。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给传统思维方式和学术研究带来了普遍和深刻的影响。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后一个实现批判性转向的学术领域，外语教学的后方法转向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具体表现为对单一方法有效性的怀疑，对方法多元性、开放性、相对性和特定性的强调，以及对那些曾经被忽略、而对课堂教学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如学习者身份、教师信仰、教学道德和当地文化等问题的特别关注。

　　作为标志，从“教学法”到“后方法”的转向发端于TESOLQuarterly杂志上发表的三篇论文(Spolsky,1988;Pennycook,1989;Prabhu,1990)。Spolsky在论文中提出：“任何一种倾向于单一教学法的二语习得理论都是错误的。”Pennycook的文章认为：单一的教学法概念损害而不是提高了人们对语言教学的理解，因为教学发生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其中学生、教师和研究者处于不同的权力层次上。Prabhu的论文题目是《为什么不存在最佳教学法》，他强调教师形成个人的教学理念的必要性，认为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是寻求促进和推动不同教师独特的、“可行性感觉”的新途径，以结束对“方法”的幼稚盲从和寻求“最好方法”的幻想。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同一时期的Stern(1992),Richard(1991&2001),Pennycook(1989),Freeman(1991&1996),Kumaravadivelu(1994&2001)等学者也先后对“方法”的概念提出各种质疑，其中包括Allwright(1991)借用后现代“主体死亡”的类比而作出的“方法已经死亡”的论断。

　　（三）基础学科理论的进展

　　作为语言教学基础的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纵深发展不断丰富着人们对语言教学的认识。语言观的多元性必然导致对语言教学的多维认识；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新成果对传统语言教学思想也形成新的挑战，尤其是近20年来二语习得领域中社会派对曾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认知派提出的挑战，为探索外语教学的规律提供了新视角。

　　总体来看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对教学法的种种不满是“后方法”外语教学思想产生的实践原动力；后现代哲学思潮为“后方法”外语教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宏观背景；而相关学科理论的进展则是“后方法”外语教学理论产生的直接促动因素。

　　三、“后方法”外语教学思想的基本主张

　　在总结前人外语教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Stern较早开始认真考虑外语教学涉及的诸多因素，以帮助教师发展他们自己的理论，使他们从教书匠发展为理论探索者。他在1985年提出的理论框架很快被学术界接受，成为“后方法”外语教学思想的先声。实际上在Kumaravadivelu后来整理出的“后方法”外语教学理论的三个教学框架中，Stern的三维框架（three-dimensionalframework）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是Allwright（1991）的实践探索框架（exploratorypracticeframework）和Kumaravadivelu的宏观策略框架（macro-strategicframework）。更具深远意义的是，Stern的主张引起了更多研究人员的关注，使得随后的相关研究不断把这一思想向前推进。直到2001年，Kumaravadivelu发表了“后方法”外语教学理论框架：一个以教师自主为核心的三维系统。他在2003年和2006年出版的两本专著以及2006年发表的综述文章中，进一步调整和丰富了这一理论，使“后方法”外语教学思想日趋系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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