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大二附中有这样一位“怪”校长(2)
对几十年来一直在上的课,他有信心。结束一天的工作,曹保义也像每个敬业的老师一样,踏实备课。备课时间是在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他备课讲究常备常新。“三十年之前的例子今天再拿来用,同学都看不懂,也不理解。我教的学生从70后、80后到现在的00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特点。上课内容和方式就要随之改变。”现在的学生涉猎广,却疏于钻研。反映在课堂上,曹保义可能要花更大力气去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培养长久专一的兴趣。为此他课下读了许多专业书籍,了解生物领域的前沿发现。
曹保义对此看得很辩证,每代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而每个孩子又都是不一样的,更让他坚持认为教育要注重孩子的差异性,要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空间和解决思路。
【要上课不要开会】
曹保义上生物课去了,书记上化学课去了,副校长上物理课去了,教学主任上数学课去了……师大二附的绝大多数行政干部都在一线坚持上课。“他们去上课,可能受我的影响多一些。”曹保义坦言。
所以,师大二附又出现了怪现象——会少。这很好理解,领导都忙着上课,哪有时间开会呢!再加上,曹保义本人也不爱开会,不光不喜欢组织开会,更不喜欢让自己埋到会场里。去年一年下来,曹保义因为事务工作耽误的课,也总共没几节。“也有人在一些事情上埋怨我,‘就你的课最重要’,我就笑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会少,曹保义还归功于师大二附这么多年的好传统——人文、自主。他觉得自己能这么“轻松慵懒”地当好校长,全赖学校管理已然成熟,日常管理渐成习惯,师生都能自主自觉,“平时没什么好开会的。老师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且平常大家都在一起,有什么问题你还发现不了啊?这样一来,学校管理工作就免去了很多说教的色彩,行政色彩也很淡。”
于是,师大二附每周唯一的一次周五办公会常常变成了“群英会”、“神仙会”。“每个副校长、每个主任都是教学能手,说起来个个头头是道,很有共同语言。有时候,碰到一些具体事情,涉及到哪些同学,大家都能叫出名字,说出个大概,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对这些“潜伏”在教师群体里的上课干部们,老师们真的能对待自如吗?会不会紧张?曹保义回答得一如既往地轻松,用他的话,那叫“朴素的体会”。“就像上课,刚开始去,学生觉得我是校长,拘谨些,可时间久了,谁把你当校长啊。老师也一样,如果干部们偶尔去教研组一次两次,他们当然紧张,但是当你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大家就没那种感觉了,也没压力了。”
【上课让我有强烈的改革的冲动】
“从1978年我到师大二附,只有2003年一年我没教课。”做了手术只能给自己“放假一年”的曹保义承认不上课的这一年“真轻松了”。但是,很快,他又回到了讲台上。为什么?最大的原因,他说是上课让他改革的欲望很强烈。“在实际教学中,你会发现应该给学生改进什么,取消什么,增加什么,这种冲动很强烈。如果你不在一线教学,作为推进改革的领导,可能认识不会这么深刻,更不一定会下决心去真正地做。”
曹保义强烈的改革欲望给师大二附带来了“项目式学习实验班”。那是他带研究性学习课程时发现问题,又创造性地解决的结果。那时他发现:“理科实验班的学生有很强的逻辑能力,擅长思辨。他们会和我讨论‘进化’、‘起源’这种深奥的话题,但实际去做实验、做课题,他们可能做的质量不如普通班的学生。”曹保义想找个办法,打破当时单一的线性课程教授方式,让考试成绩不那么突出,但在其他领域有天分的学生,能够得到充分展现和成长的空间。于是,“项目式学习实验班”让普通班的学生有了平台能发展自己的特长。
曹保义想得很实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都不是天才,做不到全长,那我们就应该培养他,放在当下的环境里,甚至说是允许他,拥有一个自己的专长。”他有个遗憾,由于目前的资源限制,还做不到为每个学生量身打造一种培养方式,但至少他在努力,让师大二附提供更多的特色课程、实验班,给有专长兴趣的那一类学生提供更为贴近他们需求的教育。他降低了师大二附文科实验班的录取线,让它低于统招线,这样一来,一些文科特长生得以跻身师大二附,而实践证明,这些孩子从师大二附走出时,基本上又迈进了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
“教育可能永远没有最好”,曹保义自己也承认。但他和师大二附老师们正在做的事,正是将学生从整齐划一却面目模糊的群体,还原为鲜活独立的个人。他希望学校环境轻松,鼓励学生活跃,要“散”,甚至“散的要够”,“爱疯就疯”,敢想敢说敢做,不要谨小慎微。正如他自己,“我就是一个随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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