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0日，省教育厅公布新设学校、保留学校以及各校校长人选。“湖北省立汉阳高级中学”更名为“湖北省立汉阳中学”，校长由张植安先生担任，副校长为黄怀智。

　　张植安先生，武昌尤庙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笃信陶行之教育思想。抗战期间他在家乡变卖家产义务办学，半耕半读，不向学生收取学费，设语、数、理、化等现代课程，方圆百十里闻名、有口皆碑。担任省立汉阳中学校长后，仍践行行之先生思想。学校操场（即汉阳人称呼的十二中操场）周围有大片荒地，先生分配给每位学生约十平方米种植蔬莱。先生提倡师生民主，当时由教师组成的“老马”篮球队与学生对垒比赛。先生生活简朴，夏季布衫，冬日棉袍，夫人在老家务农，假日乘舟渡江，步行回家。先生身先士卒，无论寒冬酷暑，每日带领学生晨练跑步，常年不辍。先生思想进步，热爱新中国，在新中国第一个儿童节，他写道：少年少年，人类春天，要救人类，培养少年。植安先生后调华中师范学院任教。

　　怀智先生是解放后学校的第一位党员校级领导，他具有高度的统战意识、政策观念和全局观念，尊重和扶持党外正校长，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团组织和学生会的作用，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开创与发展鞠躬尽瘁，在师生中具有很高的威望。

　　1950年初，团青年工作委员会续办“青年学园”，组织学生在汉阳油厂、五丰米厂等工厂和郊区农村七里庙、快活岭等地宣传土地改革，学生们组织多个小剧组，自编自排活报剧，并且运用打腰鼓、扭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晚上就在农舍打稻草地铺。在新中国建设急需资金的时候，汉阳中学的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推销建设公债。应该说，这是三中校史上最早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1950年4月，武阳地区（含武昌、汉阳）省属学校举行运动会，郑志云老师主持排练了300余人的大型团体操《一定要解放台湾》，表演很成功，受到省厅表扬

　　1950年底，全国掀起抗美援朝斗争风暴，全校师生停课去龟山捶石头修建汉口机场，为志愿军部队炒米准备干粮。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省立汉阳中学的学生踊跃参军参干。第一批，由团总支推荐、向区委有关部门输送了洪裕松、张中荣、宗秋云（女）三人；第二批通过团区委向团市委推荐了杜新民、杨世简、肖沛霖、杨骏唐、蔡庶华等6人。为改造旧的警察机器，补充革命新生力量，建设人民公安队伍，由团总支副书记严泽贤、组织委员林正明以及唐敦立、袁仁堪、刘丙申、胡德松等一批进步同学组成第三批力量参警，充实到武汉市公安机关。到年底又有孙明德、王体润、王凝芳、刘培祥、杜忠恒等一批学生进入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或院校。按照旧意识，当兵、当警察都是社会底层人所为，作为当时的社会骄子的阳高学生，为革命义无反顾参军参警，应该说是一种革命的牺牲精神，一种以革命的需要为自己的志向的好传统。从1950年秋到1951年春，我校学生参军参干人数达150人以上。学校为这些学生披红戴花，群众夹道欢送，盛况空前，形成建国后一次新的爱国主义热潮。最后，毕业年级两个班只剩下18人留校学习，省厅将留校学生调整到省立武昌高中，这其中就有后来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宋一平同志的秘书赵维汉。

　　1951年6月，中南教育部转发中央教育部《关于开展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讨论与批判的指示》，暑假，学校组织教师开展批判活动。这实际上是学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信号。

　　8月，学校党组织吸收刘锦华老师为中共党员，这是教师中第一个被发展的党员。

　　为了培养新生共和国急需的各类人才，1951年秋到1952年春，汉阳中学的初三年级相当部分学生被安排不参加高中入学考试，直接分配到各类师范学校，（后来还有不少学生分配到医职、纺织、邮电等中专），这种组织的安排与同学个人上大学干一番事业的理想相矛盾、相冲突，有些人一时思想不通。刘作均、焦义元等17名青年团员带头报名，表示服从分配去师范，团区委也即时派宣传部长肖震、学生部长肖沛霖作工作，大家解开了思想疙瘩，决心发扬参军参干精神，听从党的召唤，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1952年初，这些同学愉快告别母校，开始新的学习。

　　1952年6月，武阳地区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汉阳中学教职员全部集中到武昌实验中学。这次运动的要求是：肃清“三敌”思想，即帝国主义（恐美崇美）思想，封建主义（剥削）思想和官僚资本主义思想。樊树芬先生曾在千人大会上谈自己思想斗争的认识和体会。运动最后阶段开展了忠诚老实活动，每位教职员详细交待自己个人历史、家庭出身等情况，学生代表就教师平时的思想、工作作风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历时80余天，到9月初才告结束。

　　由于国家急需人才，许多同学提前参加了工作，我校52届到高中毕业时剩下人数已不多，但高考成绩不错。王启章、王作述分别考入清华、北大，刘善群、王钦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王文超考入北航，陈贻芬留学前苏联。

　　1952年9月，徐善同老师调我校工作。徐善同老师，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堪称一代名师，是武汉市教育界知名人物。同时期的张植安、黄宽锐（后调入华中师院）、陈星垣（后调武汉师院任数学系主任）、刘先玫（后调武汉师院任历史系主任）、陈德琳（后调武汉师院任体育系主任）、王志章（后调武汉师院任化学系主任）、靳宏斌（后调武汉师院）、熊贵林（后调武汉教育学院任教授）、鲍芝轩（后调省实验）、赵孝恭（文革前中学一级教师，高级知识分子）、聂栋亮（武汉中数界几何奇人）、谢珈航（留美生，研究经济学，抗战期间曾任湖北某县县长）、王希白、王楚林、张金光、周任源、胡石民、张国魂、刘华懋、王舜阶、黄忍刚、汪世玉、郑俊华、万文海、廖杏轩、刘伯翼、刘锦华、胡树先、冯家乐、郑志云、李希仁、梅先霖……形成了十分厚实的名师群体。我校的教师队伍有做贤人型教师、做学人型教师、做哲人型教师的传统，这一传统是在浓郁的学校文化和厚重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它牢牢地植根于一代代三中教师的意识之中，成为与其他学校人相区别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征。

　　11月，“武汉市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制定了《1952年学生冬季体育锻炼标准》，汉阳中学掀起体育锻炼热潮。郑志云老师热心组织学生开展各类运动竞赛，尤其是篮球运动。郑老师曾是解放前上海一著名足球队的核心队员，曾参加湖北队与其他省队比赛，1952年他离开汉阳中学调任中南体院足球队教练。汉阳中学的男篮与当时武汉市最负盛名的“汉星”、“红白红”篮球队以及武汉中学联队对抗，胜多负少。男篮队员方永桃、段正澄是小球迷们追逐的明星。到后来，1955届、56届的王栋家、陈杨茂等人也是赫赫战将，以他们为核心的“小海军”、“健群”、“X+Y=0”等篮球队都是很有实力的。1956年秋，中南地区男、女篮球队作客三中作示范交流，三中男篮由1.7米以下队员组队与中南女队比赛，我校获胜。50年代，三中的篮球是一项特色，汉阳工人文化宫、汉阳灯光球场经常安排三中与许多工厂球队比赛，可以说那时是我校篮球运动的一个鼎盛时期。

　　1953年，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适应汉阳地区社会发展，省教育厅将新华中学合并入省立汉阳中学。新华中学由教会学校文德女中与私立辅仁中学在1951年元月合并组成，文德女中原址在现在的西大街市32中，辅仁中学原址在汉阳东正街49号，合并后的新华中学设在原文德校址处。

　　文德女中是英国天主教会在抗战胜利后开办的，辅仁中学是黄冈人杨子民1947年借英国“中华基督教会汉口分会”名义开办，经费靠学生杂费及少量捐募，教会并无分文补助。解放后两校均被人民政府接管。

　　省立汉阳中学与新华中学合并后仍称“省立汉阳中学”，是一所初、高中具备的完中，高中部设于新华中学原址（即西大街市32中校址处）。

　　1952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汉阳中学先在与校门平行的东西方向上各建一排红瓦红砖平房，东、西各建4个和6个教室，接着在1953年5月又在校门内西南方向建起两栋两层楼的教学楼，有20个教室，当时甚是宽敞明亮，这些教室一直使用到2000年。原省阳高时期的教室，作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用。建设告一段落之后，学校加强了教学秩序的管理，注意克服运动和活动冲击教学的现象，并组织教师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

　　从1951年到1953年，团市委响应团中央号召发起一场“新民主主义学习”运动，强调实行一条与旧教育不同的教育路线，重视实践，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都十分重视实验课，学生自己动手做生物标本（我校现存的一架人体骨骼标本就是52届的学生张国华等从凤凰山坟丛中收集制作的），做肥皂，做雪花膏、用偶氮染料染棉纱等，学生去工厂或参加种植蔬菜等劳动。因为活动效果好，团市委学校部派出一个工作组来校总结，肖沛霖还应邀到一些学校作经验介绍报告。

　　由于中南行政委员会的撤销，武汉市改为省辖市，汉阳中学由省管变为市管。1953年8月，省立汉阳中学更名为武汉市第三中学，副校长由郑俊华、余正名、陈星垣担任，校长暂缺。1955年，市三中将高中部由新华中学原址迁回三槐岭。

　　其实，在本校更名之前便另有一所“武汉三中”，它是1951年由武汉市教育局接管的私立江夏中学改组的，该校校址在汉口花楼街洪益巷九十八号，1953年因火灾停办，并将学生全部转入武汉市一中，其校名空留。汉阳中学由省管改市管后，校长室多次派杨祥驹到市里争取，得此校名，从此开始了武汉三中五十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