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30周年。新年伊始，本报推出大型“寻访当年高考状元”活动。依托强大而热心的读者群，我们得到一个个珍贵的线索。经过一个月的寻找、探访，“湖北高考状元谱”基本勾勒出来，最后确定了10名不同类别的采访对象。来自不同地区的他们，有的是市状元，有的是省状元，有的还是全国状元。

　　多年过去，状元们在各自的舞台上激情燃烧，舞出一个又一个人生高潮。本报特推出“状元之路”特刊，通过记录他们的成长足迹，感悟他们的精彩人生，从他们成功的经验中，提炼出先进的教育理念、精华的教育方法，同我们的读者分享。

　　“考取状元是偶然的，但状元的成功却是必然。”这是1981年湖北省理科状元黄明的班主任，丁孔明老师对高考“状元”的评价。

　　的确，记者在寻访高考状元的过程中，与30余位状元进行了面对面接触，其中，不仅有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有新世纪的时代骄子。与常人一样，他们在学习中也遇到过困惑，他们在工作中也遭受过挫折。当年的一举夺魁，连他们自己都不曾预料到，这其中有着太多的偶然性。

　　但在接触中，记者也时时感受到，他们成为“状元”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成长过程中的点滴付出铺就了成才路。

　　求学路上的关键词

　　勤奋―――

　　1978年襄樊地区高考状元赵冰，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0年后才参加高考。人生另一扇大门打开，对于他而言是何其地珍贵，他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偷偷复习到深夜，一天只睡几个小时。原黄陂一中的状元三姐妹也是如此。大姐刘向耘取得1982年省文科状元进入北大后，榜样的力量，让两个妹妹奋起直追，不敢有丝毫怠慢。

　　读活书―――

　　1984年全国理科状元何立强进入高中时，成绩并不是很理想，文科“跛腿”得厉害。“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学习也是如此。”他制订出一套学习计划，先从英语入手，背单词、学语法、练听力。成绩有所提升后，又转向语文，到了高三，他的各个科目齐头并进，总分在全市排名靠前。最终考了个全国第一。

　　说起学习，省文科状元余庆，读书不存在苦不苦，而是要看学习效率高不高。在学习中，他会换位思考，把自己当成出题老师和阅卷老师，想想为什么要这样问，怎么回答才是正确。

　　自信―――

　　采访中，记者发现大部分状元，在小学或初中时，学习成绩便拔尖了。成绩冲上去了，他们的自信就得到了提升，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是最棒的！

　　1996年的省理科状元方坤，目前的状况虽离“成功”二字还有距离，但他对自己的将来信心十足，他从小就如此。“每次考试，我都是冲着第一名去的！”他说。

　　著名心理学家王极盛教授是中国高考研究第一人，在研究百名高考状元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20个影响高考成功因素当中，占第一位的因素是考生的心理状态，其次才是学习方法和学习基础。他总结道，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是高考成功的基础，心理状态是高考水平发挥的重要因素。

　　善于人生规划促成才

　　当年的“状元”，如今绝大多数已事业有成，但这与“状元”的称号没有太大关系。1984年的省文科状元刘向东说：“所谓的状元，我早忘了！”但她走上社会后，却一直延续着那股考“状元”的劲。北大毕业后，她进入一家汽车公司，不久就感觉知识不够用，此后，她攻读了北大研究生，几年后，她又拿到了北大博士毕业证。

　　赵冰工作后，坚持学英语和经济；徐浩在俄罗斯硕士毕业时，自学英语，以高分的托福成绩考入美国一所高校读博士；何立强从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市中科院武汉分院工作。性格外向、好动的他辞职下海到深圳创业，经过多年打拼，他现在已拥有了两家通讯公司。

　　走入社会主动学习、做好规划、不断充电，使得状元们的事业如日中天。

　　武汉大学招生就业工作处处长、高级职业指导师钱建国表示，当年的高考“状元”只是为学生赢得了一个进入名校就读的机会，而从高校毕业生就业实际情况看，是否出身名牌大学对学生最终的事业成功影响并不大，有很多从非著名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同样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并成为成功人士。而成功人士一般具备以下能力：一是不断提升自我能力，二是善于自我定位、有把握机遇的能力，三是有不断自我调节的能力，四是善于规划人生。

　　换句话说，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能以前瞻性的眼光进行职业规划，从而向着即定目标不断调整、不断适应、不断学习的人，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状元”家境不富裕

　　采访中记者发现，30余名高考状元都有着类似的家庭背景：经济条件一般，父母多为普通工人，有些家庭甚至较为贫困。谈及子女的教育问题，家长们的回答也惊人相似：先成人而后成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表率。

　　回顾采访，无论是1978年襄樊地区状元赵冰，还是全国状元何立强，或者是武汉市状元金灿荣，他们的家庭经济颇为艰难。何立强从小生活在大西北，幼年丧父，妈妈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举步维艰，后来，他被叔叔何兴楚带到武汉生活，生活同样艰难。何兴楚给了侄儿一个快乐的童年，他尊重孩子玩的天性，没有给他太多的束缚。

　　金灿荣的父亲是名工人，家有6个孩子，生活极为艰难，全靠母亲一人教养，父亲一心在外工作。那时的孩子，多是在放养、粗养中长大。同样，1987年的湖北省文科状元胡大华，出生于仙桃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家中共有4个兄弟姐妹，10岁时便担起了家务重活，遇到农忙，他还要下地做农活，一干就是一天，再苦再累，他也会坚持夜读。

　　“高考研究第一人”王极盛教授，在对全国历年高考“状元”进行了7年研究之后，对他们的家庭教育也进行深入的总结和分析，并从中寻找出6项共同点：教孩子做个正直的人；父母做好表率；尊重孩子的人格；为孩子营造民主的家庭氛围；信任孩子；好习惯决定好成绩。

　　王极盛认为，这些成功家长的经验就是他们把该做的都做了。这些家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孩子做人的教育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分数放在第一位。他们认为只要孩子人做好了，就会自觉学习，成绩就自然会好。

　　父母言传身教是“法宝”

　　采访中，绝大多数状元都表示：他们从父母身上学到了一生受用不尽的“本领”。

　　走进状元们的家庭可以看到，他们虽然出身贫寒，可大部分家庭具有温暖、民主的氛围，家长对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上几乎都是采取“放养”式，既不过分保护，也不过分干涉，却无时无刻不通过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的行为和性情。

　　状元金灿荣说，父亲身上极深的责任感、做事认真的态度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至今仍记得，1954年夏季，武汉遭遇洪水肆虐。他的父亲在机床上坚守了三天三夜没合眼，不仅被评为当年的劳动模范，还得到一个学习机会，读工人夜大扫盲班。在学习上的满腔热情，让父亲自学成才为一名工人工程师。

　　1996年我省理科状元方坤在上高二时，有过一次早恋。在处理这件事时，方坤的父母并没像其他父母那样对子女的早恋进行严厉干涉，而是用宽容和引导默默帮助方坤走出误区。

　　王极盛教授曾对2000年北京大学招收的全国51名高考“状元”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其中30人来自省重点中学，约占58.8%，11人来自普通中学，占21.5%；状元家长60%到70%都是中学文化程度。而父亲是工人的占到34.7%，比例最大，其次为中小学老师、干部、个体职业者、农民等。

　　从以上统计可以说明，高考状元和父母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没有必然的联系，主要还是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

　　专家：状元多是能力突出者

　　华中师范大学教科院但武刚副教授认为，从这些“状元”的学习和人生经历可以看出，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都很强，并都对自己有着很清晰的认识和人生定位，对于多数人来讲，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他们成功的特殊能力。从教育学上讲，这些学生之所以能成为“状元”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包括家庭引导、学校教育、个人悟性、天生智商、成长环境等多方面，其中家庭引导和学校教育最为关键。

　　“状元”不是天生的，很多时候最终在学习上取得成就的学生，往往初期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发现他们的长处并合理引导，便能对他们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比如有的学生出现偏科的情况，很多家长着急，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孩子偏科的缺陷，却没从中发现孩子的长处：如果英语学习速度很快，则说明其记忆力很好；如果数学成绩很好，则表明其逻辑能力强等。家长和老师应从这些方面找到切入点，利用孩子的长处，为他们建立个性化的教育方式，这样便能让孩子的学习能力有大幅改观。

　　但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不少中小学仍是应试教育“唱主角”，教育的功利性很强，老师在教学上不能宽容学生的缺点，对学生的启发性不够，同时也忽视了对学生的情商教育，而情商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是终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