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回忆
2010年7月

    一九六一年七月我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今天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被分配到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一九六八年更名为天津市海河中学，男女兼收）任语文教师。女一中是以教学质量优异、师资力量雄厚、校风朴实严谨、学生勤奋上进而闻名遐迩的百年老校。能到这所学校任教，感到十分幸运和荣耀。
    一九六一年八月底,我去报到。李天之主任把我带到校长室。校长室是一间十五、六平米的狭长的房间，除了靠墙并排放着几个书橱之外，只有两个“两头沉”的办公桌，另外还有三、四把木椅。两位校长相向而坐。经李天之主任介绍，我知道一位是四十岁左右的女校长郑玉琼，另一位是年近五十岁的副校长黄瑞诚。（还有一位副校长马秀仑不在场）
    我恭敬地向他们鞠躬，他们微笑着站起来和我握手，亲切地说“欢迎，欢迎”，并示意让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当时只有二十一岁，面对名满全市的女一中的德高望重的校长，心里有些紧张，惴惴地坐下等候他们的发问。两位校长并没有考问我什么，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就谆谆地告诫我要多向老教师学习，努力认真地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我诺诺应答，铭记在心。
    大约半个小时后，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胖胖的女老师。郑校长笑着对我说：“这位是语文组组长王之瑾老师，以后你会在王老师和全组老师的帮助指导下，把课上好……。”
    王之瑾老师十分和善,他说了几句欢迎的话,最后说:“我们先回语文组和大家见见面,然后再考虑工作的安排。”
    二位校长把我们送到校长室门口。我跟着王之瑾老师走向语文组------当时我不曾想到她就是我的指导教师，对我此后的语文教学有着极重要的影响------语文组是一间约三十平米的房间。办公室里有二十多位老师正在埋头做开学前的准备工作。我们走进去，王老师轻声对大家说：“老师们，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分配来的老师，他叫张大耀……。”老师们都站起来微笑着向我点头，并没有鼓掌；我向大家恭敬地鞠躬致意。随后老师们又都坐下来，继续工作。语文组内静静的，整个学校静静的。
    办公室里的桌子有“两头沉”，有“一头沉”，长短、大小、高矮、颜色都不一样，但是很干净；办公桌三三两两地拼对成六组，这显然是从初一到高三的六个组。看来事先已知我要来报到，所以在房间的一角放着一张“二屉桌”，桌面油漆斑驳。这就是我开始教学生涯的地方。
    一九六一年九月开学后，我没有马上上课，而是按要求听课、参加教研活动、参加集体备课和语文组的业务活动。到九月中旬，在通过试讲之后，正式安排我接任古城凤老师（后来到承德一中任校长）任教的初二.五班、六班两个班的语文课并担任六班的班主任。从此我正式登上讲台，真正走上了教学工作的岗位。
    女一中的教学管理非常严谨、规范，特别注重老师之间的交流、观摩、研究，让每一位老师都觉得必须兢兢业业、不断求进。老教师（其实并不“老”，像邵毓棠、王之瑾、龚显曼、邢永庆、赵民、刘进德、穆嘉珍、杨毓琴等老师都是三十多岁或四十岁出头）对青年教师的关心、帮助、培养，都是寓爱于严。当时女一中各学科都有誉满津城的名师：语文组的王之瑾，数学组的贾金铃，外语组的韩襄生，物理组的沈鸾书，化学组的台建律，政治组的秦丽华，地理组的谢惠玲，体育组的孙贻琳等等。各学科经常组织全校、全区甚至全省、全国的观摩课。不论哪个学科有观摩课，我们青年教师都去听课、学习。青年教师每人每学期至少要作一次校级或区级观摩课。这些教学活动对青年教师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平时的教学工作，有一整套尽人皆知的常规。比如备课，要先独立钻研教材，写出教案初稿；然后参加每周两次的“同头”集体备课，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集思广益；然后再写出正式教案，而且是必须“超周备课”。所谓“正式教案”是要求写出每一课时的教学目的、内容、过程、方法，明确写出教学重点、难点和解决办法，最后要写出板书设计、作业内容和下一节上课要重点提问的内容、提问学生的姓名等。
    六十年代初，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写教案是用一种粗糙而发黄的纸，用钢笔写上去疙疙瘩瘩很不平滑。但是大家都用它一笔一划、字斟句酌地写。因为教案体现了备课的过程和结果，写出来以后总是敝帚自珍。到了每学期末，我就用劈叉钉把教案订成厚厚的一册，写上页码，编出目录，加上封皮。几十年过去了，去年在整理旧物时竟发现了三本自己当年装订的教案，封面上赫然写着“一九六二年初三第一学期语文教案” ……。后来听说海河中学建立了“教育博物馆”并征集旧物，我把它们交给了学校，忝列于博物馆之中。当然它们算不上什么“博物”，但是它们能引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
    女一中语文组十分重视作文教学。各年级每学期制定的“教学进度计划”中，不仅按周写出进度，还要明确写出八次“大作文”（完篇、限时作文）、八次“小作文”的具体时间。学生的作文都统一用“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作文簿”。“大作文”都必须当堂命题，课上完成（一般是连排两课时），很像现在的考试。按照惯例，作文要全批全改并且是“精批细改”。在学生的作文本上能清楚地看到老师用红色笔迹、专用标识标出的错字、别字、病句、佳句，眉批、总批，得分以及约定“面批”等等。批阅一篇作文最少需二十分钟，所以老师们批阅作文都是放学后带回家，光靠上班在校时间是批改不完的。
    每次作文前有指导课,作文后有讲评课。老师必须结合学生范文把每次作文的要求说明白、讲清楚，所以学生大都喜欢写作文。
    每学期结束后，各年级要选出佳作汇集成《优秀作文选》，发给每个学生一册。我记得每学期末，青年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铁笔（刻蜡版专用的,笔头装有钢针的笔）、钢板（刻蜡版专用的、长条状的、上面有细密纹路的钢制板）、蜡纸把优秀作文一篇篇刻写出来，然后再在油印机上用手工一张纸一张纸地推印出来。如果要印八百册作文选，那么每张蜡纸要推印八百张。不算太厚的作文选全部印完，至少要推五、六千次。青年教师们有刻的，有印的，忙忙碌碌，乐此不疲。都印出来以后还要折迭，装订成册。最后由任秉钧老师（教务处的职员，工作认真负责，书画俱佳）设计封面，还要加盖校章和任老师刻制的阴文篆体印章“文圃”-----这枚印章至今我还保存着，常常取出来，把玩良久，它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青年时代。
    除了常规教学工作外，还有一项让我难忘且受益终身的事，就是语文组自定的集体进修。从一九六一年冬到一九六六年夏（“文革”开始了）近五年的时间里，全组老师在每周一次的业务活动时间，除了由组长王之瑾老师、副组长刘进德老师总结、布置日常工作外，就要组织全组老师集体进修。进修的篇目选自《古文观止》。每位老师轮流担任主讲，主讲人都要事先认真“备课”，因为不但要把文句译通，还要讲清文章涉及到的各种语法、语言现象，比如特殊句式、词类活用、不同版本的异同、衍文敚句、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繁简字等等，最后按“古为今用”的原则还要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介。
    所有的老师都手捧油印的讲义,认真听,仔细记,不时还有交谈、讨论、补充、辩论，十分认真严肃。
    《古文观止》的学习约有两年，全组老师都转入教育学院进修班。教育学院的老师是河北大学教授孙铮先生。我们系统地学习了《古代散文选》从秦诸子到明、清大约五、六十篇名家名作。直到“文化大革命”进修不得不中断。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又恢复了进修活动，但远不及“文革”前系统，何况好几位老教师已不在坐了！
    我现在案头还摆放着书页已经泛黄的《古代散文选》上、中、下三册，翻开来看着上面密密麻麻记满的小字，似乎又把我带回到那段难忘的岁月。
    是女一中（海河中学）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养成了许多好的习惯，增长了许多知识。后来我先后担任了语文组长、教务主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现在年逾七十，从教五十年，但是，每当我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总会油然而生眷念。
                                          

张大耀
二0一0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