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奥数网12月17日 在《南方教育时报》创刊论坛上，“教育特区”这一概念备受关注。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很自然地被嘉宾们将其和“教育特区”联系起来。在笔者看来，深圳办“教育特区”，拥有天时、地利之便，当下缺的是对“特区”的认识和下决心推进的勇气。

　　所谓“天时”，是指2010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明确要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同年年底，国家启动了500项教改试点。深圳被列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地区。

　　从教育改革角度看，只要是国家教改《纲要》确定的，地方政府都可以推进、实施。但问题是，由于我国在制订《纲要》时，没有同步修订《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教育法律法规，导致《纲要》的落实，遭遇法律修订滞后的困境。国家采取教改试点的方式推进教改，某种程度就是赋予试点单位按《纲要》精神启动改革的权力，在这方面，深圳应该说已经获得授权。

　　所谓“地利”，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30余年的改革，已经为深圳发展教育积累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物质财富——发展教育，投入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教育投入万万不能。深圳拥有解决教育问题的更好的条件，比如推行15年的免费教育，从深圳的财力看，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都纳入免费教育范畴，并不是难题;再比如，打破单一的教育模式，推行个性化和多元教育，在深圳也有更好的民意基础。在业界有种看法是，如果要建“教育特区”，深圳应当是“首选”。

　　对于深圳来说，当前的问题是，应该下定决心推进教改，以当年第一个吃螃蟹建“经济特区”的勇气，率先进行深层次教改。众所周知，我国教改的核心，在于行政部门放权，这就包括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学校行政向教师、学生放权。在地方层面，一方面需要中央放权，而另一方面，则需要自身向学校放权，并推动学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办“教育特区”，这两方面的放权，都需要，但在笔者看来，地方政府自身启动向学校的放权，并推动学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更为关键。

　　首先，如果要推进教改，地方政府是完全有能力在自身的权力范畴内，推进放权的。比如在此前的南科大建设中，深圳就提出了成立南科大理事会来管理南科大的办学，这是具有改革意义的，只是在推进过程中，放权得不彻底，具体包括理事会的成员，还是由政府聘任、委派;理事会成员中，政府官员所占比例过高;没有建立起理事会独立运行的明确规范等。如果政府部门进一步放权，理顺大学理事会治理机制，将开创政府管理学校的新模式，这不但对深圳管理其他学校有示范意义，对全国高等教育管理改革都有推广价值。

　　其次，在教改推进放权中，教育主管部门普遍担心“一放即乱”。要让政府打消顾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探索建立起新的治理机制，合理、高效地利用办学自主权和教育自主权。比如，对于自主招生，公众就担心会不会带来权势交易、招生腐败，如果深圳能在大学的自主招生试点中，要求各校建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制订招生标准。同时，全面公示所有自主招生学生的信息，接受公众监督，这就为进一步放权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深圳在向学校放权过程中，建立起良好的学校管理秩序，就会推动中央加速向地方放权。

　　由此可见，深圳如果打算建设“教育特区”，不必再等国家授权或者“命名”，大胆地在教改《纲要》确定的改革框架下进行尝试即可，当深圳真正在教改上动真格，有作为，“教育特区”自然会成为深圳新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