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北京各区县“小升初”渠道多达10多种,北京市8个城区“小升初”入学方式竟高达15种。在五花八门的“小升初”渠道中,最主要的有“占坑班”、“点招”、推优、特长、电脑派位、共建、“条子生”等,其中,“占坑班”花费可达10万元。

　　教育部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学生家长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但是,择校现象屡禁不止,家长们对政府安排的就近入学并不买账,仍削尖脑袋为孩子择校。这一点,从北京市五花八门的“小升初”择校渠道中得到验证。如果说“占坑班”花费10万元是教育资源被金钱绑架的话,“点招”、共建、“条子生”盛行,更是揭示教育资源被权力染指,分配不公的现实。

　　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82.9%的人认为择校费应纳入商业贿赂范围。虽说将择校费纳入商业贿赂并不现实,但是超过八成的网民建议将择校费纳入商业贿赂背后的民意值得玩味。公众除了不满择校费加重经济负担以外,更多的是出于对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孩子难以享受公平教育资源的现实焦虑。

　　择校问题,说到底,还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学校布局、就近入学范围与公众就学期望值不一致,优质教育尚属“紧俏商品”,目前难以满足公众的实际需要。

　　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语境下,教育部门禁止择校,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种隐形择校并未停止。比如,户口空挂(为了让孩子上名校,有的家长找关系落户厕所);学生把学籍挂在生源所在地学校,然后到好学校借读;再比如,公办学校打着公办民助的旗号,举办校中校、校外校,一所学校,两块牌子,等等。

　　客观地讲,近年来,教育资源经过整合,薄弱学校的情况有所改观。但是学校之间的差距仍然不小。既有硬件设施的差异,更有师资力量与教育环境的差异。我们现在谈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与扶植薄弱学校,大多停留在补充硬件设施的阶段。如果说硬件设施重要的话,衡量一所学校好坏的标准主要还是看师资力量与学校教育氛围。何况,在教育投入尚未显著增长的情况下,财政不可能大规模投资薄弱学校,因为名校基础本来就不错,投入名校效果立竿见影,地方往往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少数名校。

　　而且由于教育评价机制单一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之间教师的物质待遇与事业发展环境也不一样。名校凭借优势财力等到处挖师资,对弱校师资进行“倒吸”,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局面。而由于校际差异,优质师资难以向薄弱学校倾斜,形成了薄弱学校缺生源,优质学校爆棚的局面。

　　对此,学校有私心,但政府部门决不能有私心。在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上要一碗水端平。如果地方热衷名校建设、忽略薄弱学校发展;即使给择校费戴上商业贿赂紧箍咒,教育部门再三强调择校费不合法,权力与金钱仍会架空“择校”禁令。

　　说到这里,我想起两件事。一则是日本的:“日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设施不相上下,学校间教师经常流动,由教育部门统一调配,家长根本不用为择学操心”。另一则是“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的“铜陵奇迹”。如果孩子在家门口有好学校上,又有谁去花钱、找关系择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