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社工作的昱江，孩子今年6岁，在几年前，为了孩子的前途，他在广州越秀区花巨资买了一套住房，原因就是周边有比较好的小学和中学。“不能让孩子输在起点上啊!读了好的小学，才有可能上好的中学、大学。”昱江认为。

　　这种心态在略有资源的中国父母中颇为普遍。一位上海教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浦东农民现在有钱了，他们也和城里人一样托亲戚、走关系，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城区学校就读。因为农村教学无法和城里相比。

　　中产阶层成为择校费的主要承重者

　　择校费在中国何以泛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涂艳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教育政策是主要原因”。他对此展开了分析：

　　一是上世纪50年代产生、80年代强化的重点学校制度，优秀的师资、生源及优惠政策明显向重点学校倾斜，由此加剧学生的入学竞争压力，聚集了优势教育资源。

　　二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择校收费制度，它打破了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使得家长的地位、经济能力成为影响子女进入不同学校的重要原因。

　　三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转制学校制度，“转制学校”将大量教育质量较好的公立初中和小学，转变为高收费的学校，剥夺了人民群众享受低收费教育的机会，使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受到极大的伤害。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择校费未能得到教育部门的承认，一直处于“地下”状态，被列为乱收费。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要求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现象予以治理。同时，不批驳也不承认高中择校行为。

　　1997年，国家教委印发《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意见》;2000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国中小学收费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意见》，都欲整治择校费问题，但难见实效。

　　与此同时，中国的中产阶层开始形成。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萧灼基指出，未来经济发展中愿意并能够承担择校费用，会大量出现于收入在10万元以上者，在他看来，只要家庭收入达到甚至略低于这个数，家长将不太犹豫地为孩子择校投资。

　　萧灼基认为，这个阶层自身的发展经历和周边的环境影响，使得他们对于教育有格外深刻的认识和追求。在各择校群体中，他们心情最迫切也最肯投入，从而成为各类学校招收择校学生的首选群体。

　　这个群体在社会中有着较为特殊的地位，无论从工作还是社会关系上都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为择校市场上的“庄家”，其举动影响这个市场的涨落，而目前正在看涨。

　　目前的择校，实质上被学者称为是教育消费价格双轨制的市场价，造成这一行为的社会根源在于沉重的就业压力和劳动就业制度问题，促使人们竞相追逐优质教育机会;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和社会收入差距的明显拉大，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使择校、高收费成为必然。

　　一个教育学者认为，只要有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稳定偏好，择校依然会继续。而涂艳国认为，从表面上看，“择校”是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实质是经济、社会发展在教育中的综合反映。

　　谁来为择校费问题负责

　　高考指挥棒也被认为是家长被迫择校的重要原因。

　　对学生来说，选择好的中小学才能进好的大学，而好的大学意味着好工作——择校问题的实质就是择业问题。

　　对此，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一中校长赵洪武认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应试体制，直接导致了众多家长为求孩子的前途，好中择好，优中选优，不惜花重金让孩子到重点学校读书。”如果我们国内不改变目前的评价体制，还是按照目前的中考体制，中学的素质教育很难推进。

　　教育的不均衡与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可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助长了“择校”之风。

　　更有学者认为，择校费的背后还隐藏着城乡差距、公民平等权利、国力基础、贫富差距、就业渠道等一系列的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都一一解决的时候，择校费的问题才会真正消失，否则，它还是会以其他形式浮现。

　　一位教育媒体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遏制择校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冲动最大，县、区政府最没有能动性。因为这个钱归根结底是以县为主来重组教育经费，而择校费收入能帮它们缓解困难。

　　他分析：“由于对教育的投入难以立竿见影，某些地方政府对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热情不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择校费就是地方政府对教育欠账过多的产物。正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一些教学质量好的学校收取的择校费越来越高，无情地吞蚀着义务教育的公益性。”

　　教育专家邵宗杰认为，近年来，各地把一些办得比较好的公立学校改制翻牌为具有民办性质的“国有民办”学校，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这对“择校”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涂艳国认为，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多年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徘徊，远未达到4%。过去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结果变成了谁管理谁出钱，乃至谁上学谁出钱。

　　涂艳国说：“现在的农村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虽然是一个重要进步，但学校的办学经费仍然十分紧张。长期的教育投入不足是造成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富裕地区学校与贫困地区学校以及强校与弱校之间差别的重要原因。因此，教育主管部门所应当做的首先是反思自己是否尽到了为公民提供优质义务教育的法律责任，而不是把自己酿出的苦酒强制别人去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