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评论说， 80年代要比现在落后很多，但是在那个时代，弥漫着一种理想主义气息，郎平代表了80年代理想不死的精神。这是多么恰切而又令人动容的评价！

　　二十多年前，中央电视台有一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纪录片，记者访谈了社会各界的人士，问了同一个问题，谁是你最敬佩的人？有人说是郎平，有人说是陈景润，有一位老科学家说是邓稼先，他说道，之所以某些大国不敢拿我们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地大物博、也不是因为我们人口众多，那是因为我们有“两弹一星”。

　　当年的邓稼先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就立即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有一次去西湖开会，不爱照相的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茫茫戈壁上，穿着旧军大衣的他在风沙中勘测原子弹试验场；一次核弹点火后未爆炸，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进入实验场，他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死亡之地，双手捧出了哑弹，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几年后，北京301医院，他患癌症全身大出血逝世，临终遗言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得太远”；去世前，嘴角出血的他与他的老同学杨振宁合影，脸上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

　　一个26岁就毕业于美国名校的“娃娃博士”，在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就启程回国，和相濡以沫的妻子过了10载夫妻分居、音讯不通的生活，领导15次现场核试，年仅62岁就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就是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光辉人生。

　　鲁迅先生在他的著名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有一段文字：“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邓稼先和郎平，正是“中国的脊梁”。

　　今年7月初我有幸受邀参加北京大学2016届的毕业典礼，受邀的条件是四年前向北大提供不少于10名优秀生源的中学校长，当年南外有14名同学进入北大学习，如今他们或继续深造、或服务社会；今年清华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发言的是法学院的蔡泽洲同学，也是南外2012届毕业生。我们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南外学子正朝着“中国灵魂，世界胸怀的现代人”之培养目标，发扬勤勉踏实的精神，努力把自己锻造成中国的脊梁。

　　各位同学，新学期即将开始，我们都正处在一个新的开端，这个开端不仅表示时间的起点，更蕴含着主导我们发展的原则。我们身处一个竞争激烈、变化万端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行为方式、思维方法、思想观念都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的指引，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的支撑，我们很容易晕头转向、疲惫懈怠。只有充分认识到自身利益与他人、社会、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利益的一致性，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民族复兴、人类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树立起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才能获得永不枯竭的积极向上的动力！

　　最后，祝同学们新学期快乐，在南外校园中自由思想、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