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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学老师的反思:孩子真会输在起跑线上吗

家长帮社区 2014-07-25 15:00:17

    宁波奥数网讯 奉化实验小学刘善娜老师写的《爱上我的课堂———一个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反思日志》日前出版。在这本书中,没有示范和灌输,记录的都是一些琐碎的教学实践,课堂或课后小故事,以及作者的尝试和困惑。
   
    奉化实验小学刘善娜老师写的《爱上我的课堂———一个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反思日志》日前出版。在这本书中,没有示范和灌输,记录的都是一些琐碎的教学实践,课堂或课后小故事,以及作者的尝试和困惑。
   
    2009年9月1日,奉化实验小学四年级(1)班和(2)班发了一份“告家长书”,上面说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自身情况,来选择要不要为作业签字。签了3年字的爸爸妈妈们第一次有了可以选择不查作业的自由。发这份“告家长书”的是刚接手这两个班的刘善娜老师。这名教龄10年的女教师对自己的小创意颇为得意,顺手记进了QQ日志,响应者甚众。渐渐她养成习惯,每天把教学笔记写到空间里,与学生、家长及同行互动。
   
    3年后,这一届学生毕业。一个月前,3年的教学笔记结集出版。“这是反思不是经验。”刘老师说,“因为教育没有标准答案。”
   
    作业的改革
   
    在家长们看来,刘老师和其他老师的不一样,是从布置作业开始的。
   

    在那份告家长书里,刘善娜详细地罗列了家长签字和不签字的利弊。简要地说,签字便于家长了解孩子每天学习情况,但比较辛苦;不签字有利于放手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但不易于及时发现问题。
   
    有三分之一的家长选择不签,她在这些孩子的作业本上贴上“免签”标签,告诉他们“一切靠自己了哦”。
   
    “不能让家长做‘监工’,因为作业不是负担和惩罚。”刘善娜说。
   
    刘善娜也曾经把调皮的孩子留下来,并不自觉地警告他们:再不听话我就多布置作业,但效果甚微。
   
    后来读到教育专家尹建莉的话:“孩子天生不反感写作业,之所以后来变得不爱写作业,是因为在上学的过程中,尤其是小学阶段,写作业的胃口被一些事情弄坏了。被罚写作业,就是弄坏胃口最有效的一招。”
   
    “罚抄100遍!”这句话是不是很多人听起来很耳熟?有多少孩子,是在这样恶狠狠的威胁下长大的?
   
    可是无论哪门课,罚抄100遍,除了老师自己出一口恶气之外,只能增加孩子对这门学科的厌恶。作为一个老师,怎么能一边要求孩子热爱学习,一边又把“学习”当作一种刑罚呢?
   
    刘善娜开始有意识地调整作业,每天数学作业只布置预习和课上完成的随堂练习,甚至放弃了教育局统一下发的《每课必练》。
   
    60页的暑假作业被刘善娜认为是鸡肋,因为多数孩子不会认真完成,只是填满以示完成任务,开学后老师也没有时间去批改。
   
    “既然如此,何苦走这个形式呢?”于是每年暑假前,她会根据每个孩子的考试成绩、进步快慢来减负。在作业本前写上“减10页”、“减20页”……最多的孩子可以减50页。
   
    当然孩子们花在数学上的时间可没有减少,每天放学前,刘善娜会给孩子留“每日一题”和“每日一算”,一个注重基础的巩固,一个略有拔高,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第二天到黑板前演算,不管做对哪一道都会表扬,做对难题的孩子还会赢得更多崇拜的目光,所以孩子们积极性很高。
   
    还有个保留节目叫“探究性作业”,让学生根据生活常识或各种方法演示知识点。从题中可以看出她的用心,而收上来的作业也往往妙趣横生:比如为了考查对学生对小数的理解,她让孩子以米为单位记录自己的身高数据,并写写这个数据的意思。
   
    暑假,除了被精减的作业本外,孩子们还需完成一个数学绘本,就是通过画图讲故事来说明一个知识点。开学收上来,充满想像力的绘本不仅大大出乎刘善娜的意料,也让孩子们充满成就感。
   
    做这些尝试的时候刘善娜小心翼翼,她不确定题量的减少会不会影响解题速度和正确率。所幸孩子们都挺争气,常常比别的班考得好,这给了她不少信心。
   
    起跑线的影响
   
    刘善娜总不忍心把孩子逼得太紧,因为刚做老师的时候她也是个孩子。
   
    那是1999年,她刚刚从奉化师范毕业,被分到裘村镇曹村小学。那是一个偏远的村办学校,一共只有7名老师,住校的只有她一个人。
   
    那年刘善娜只有18岁,管29个孩子,几乎包了他们所有的课。虽然有许多无可奈何的落后,但如今回想起来,却是无比美好的时光,因为有足够的教学自由。
   
    她把每周的音乐课集中起来,排一个长长的舞蹈,孩子们唱着自己随口编的歌,围着小操场边唱边跳。歌词拙得不能再拙了,但每个孩子很投入,欢欢喜喜地唱出天性;她提前教孩子们写句写段,把有意思的话刻在油墨纸上,一张张印出来;她带着孩子到田野,说是感受季节的交替;有时候课上完了还没到放学时间,她把孩子们抱到讲台上,让他们来当老师讲故事……
   
    许多年后,有朋友告诉刘善娜,说其中一个男生被保送清华了。她第一反应是疑惑:当年也没觉得这小屁孩特别聪明啊?后来看电视台采访这个“得意门生”,回忆起他小时候被她抱到讲台上讲故事,露出一口小白牙害羞微笑的样子,乐了:“挺能扯的一孩子,从三国到水浒都能讲一些,只是当时也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优点。”
   
    她从来不认为这个孩子被保送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但这件事至少让她坚定了一个看法:考上名牌大学的孩子,未必上的都是名牌小学,有成就的人未必小时候样样出挑,所谓的“起跑线”,未必存在。
   
    调到市中心的公办学校后,身边都是焦虑的家长,刘善娜只能尝试着,先把自己的心态放平。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点,其实是深入人心的。她在日记中写道:有的课堂效率很高,老师觉得每天多学一点,总能比其他孩子跑得远一点。其实从长远看,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大受影响,不如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这就是起跑线和终点线的较量。”
   
    对于自己的孩子,刘善娜也在努力营造一个宽松的童年。
   
    “思维敏捷、运算极速的孩子,多讨人喜欢,可惜不是他,这是他爸深以为憾的地方。读书时一直是奥数组成员的他,显然窥见了儿子在这方面兴趣缺少。这,显然像我了。”她在日记写道。
   
    虽然成绩不咋样,课堂表现不咋样,作业不咋样,但他有自己的喜好,40℃以上的高温,他还能顶着烈日观察蚂蚁。他会一遍一遍画昆虫,啃昆虫方面的书。因为担心被大马蜂蛰伤,爷爷一个鞋巴掌拍死了大马蜂,他又哭又闹:“我已经对着它喷了水了,它的翅膀是湿的,他半小时内都不会飞,我又不会用手去抓,我都快成功了。这么大的马蜂,我上哪里去找啊?”
   
    刘善娜选择理解:“我始终相信,任何成长,离不开的是发自内心的付出和执着的投入。”
   
    暑假结束前,她给儿子的任课老师写了封信说抱歉:“我擅自做主,只让舒际乐(儿子)同学选做了暑假作业本上的部分习题,此一;假期没有让舒际乐同学参与任何培训,没有让他学习任何技能,此二;沃美女(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我都允许他按着自己的思路写成了动物文章,此三。”人生那么漫长,她希望儿子在童年的时候有时间多做点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和别人一比高低。
   
    她信奉哲学家弗洛姆的话:教育的对立面是操纵,它出于对孩子之潜能的生长缺乏信心,认为只有成年人去指导孩子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些事,孩子才会获得正常的发展。然而这样的操纵是错误的。
   
    课堂上的惊喜
   
    刘善娜刚工作时,特别佩服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人家都不用出现,远远地身影一闪,闹轰轰的教室顿时鸦雀无声。她无比羡慕:“怎么就这么镇得住呢?”
   
    学生说,那老师眼里有“杀气”。她就对着镜子尝试,怎么样的目光,才算有杀气?
   
    后来日记里记录了这么一件事,那时候还当班主任,班里上科学公开课,她担心课堂纪律,跟着孩子们去实验室听课。
   
    “水能溶解哪些东西?”问题一出,孩子们交头接耳,吵吵闹闹,她如坐针毡。下课后,有个女孩问她:“我们表现好吗?”看着孩子期待的眼神,她不好意思说不好,只能反问:“你说呢?”
   
    “我们觉得很好啊!”孩子的笑容绽放。
   
    刘善娜和科学老师探讨,小心翼翼地问:“你怎么不镇住他们?”
   
    科学老师说,干吗要镇住他们?孩子天生有好奇心,想交流,想偷偷动手做实验,一声不吭是不可能的。如果孩子不说话,说明思维没跟上。安安静静的课堂,是外行人热闹。因为课堂最重要的是参与,不是纪律。颇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感觉。
   
    她有意在两个班做了个实验,一个班强调预习和课堂纪律,另一个班则顺其自然。同样上课,前一个班效率很高,学生举手回答,尽乎完美;后一个班想什么说什么,回答常常无边无际,但无边无际里却有无限童真。比如学习垂直和平行的时候,有个学生造了个句:“眼泪一滴滴垂直地掉下来。”让她的心一动。
   
    学习乘法分配律的时候,有学生站起来说:“我知道了,做乘法就像做辣子鸡一样。”全班笑开了花。在刘善娜的鼓励下,那孩子支支吾吾总算表达清楚了意思:我妈说做辣子鸡,可以先把鸡和韭菜炒好,然后炒豆芽,也可以先鸡和豆芽炒,最后放韭菜,反正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同一道菜。
   
    原来每个匪夷所思的答案背后,都有一个我们想不到的“创意”。
   
    很难说到底哪一种课堂更好,教育往往是件难以两全的事,但刘善娜越来越体会到科学老师当时说的“外行人看热闹”。“不走近孩子的内心,永远只能做一个外行。借助惩罚会产生一些效果,但往往治标不治本。”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只是帮助他们成长的人,我没有那么重要,那么权威,也没有那么正确,我再不要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去苛责。”
   
    小红花的是是非非
   
    几年前,有个小女孩告诉刘善娜,她喜欢上了班上的一个小男孩。
   
    六年级的孩子有这样的心思,刘善娜已经见怪不怪,她只是好奇:“你为什么喜欢他呢?你成绩那么好,数学比赛拿了那么多奖,比他厉害多啦!”
   
    小女孩说,他有礼貌啊,看到谁都是笑呵呵的,脾气好,还喜欢帮助别人。
   
    想想也是哦,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个成绩平平的男孩有这么多闪光点呢?刘善娜一向觉得自己挺开明的,可是潜意识里,还是不知不觉拿成绩来比较两个孩子。
   
    她后来反思,这种想法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根深蒂固。从小开始,我们就习惯用一种“量化”的标准来评判孩子,从幼儿园起,我们就习惯给表现好的孩子奖一朵小红花。然后大家都在看,全班谁的小红花最多,最少的那个孩子家长会觉得很丢脸。
   
    以后就不必说了,分数、排名都是硬指标,学钢琴就必须要考级,学奥数就必须拿奖,否则就没用……大家都已经忘了,学习是为了成长,为了掌握可以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的本领,为了让自己认识更大的世界并收获更多的快乐。
   
    在这样的社会心态下,很多老师会不自觉地把孩子当作证明自己教育成果的工具。
   
    刘善娜在日记里回忆,评流动红旗的时候,有些老师就特别要强,不停地问:“为什么扣分?”“怎么会这样?”搞得去检查他们班的人也特别紧张。他们会把孩子逼到角落里,自己不快乐,孩子更不快乐。
   
    她引用了教育在线的红人铁皮鼓的话:“中国的教育,过分强调教师之间的竞争,正在把一批年纪轻轻的女教师培养成灭绝师太,男教师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说到底,大家都在恶狠狠地教书。”她说,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真是会心一笑,不少老师的外号真的叫“灭绝师太”。
   
    所以,如今再看低年级那些贴满小红花的墙壁,开始有了质疑:孩子们的学习是否成为了潜意识的就是为了得到小红花,得到老师的表扬?那些总是得到小红花的学生,在一次次得到小红花的结果中,最终沉淀在他们心中的是一种健康的自信吗?
   
    刘善娜后来对那个女孩说,你眼光不错,我也觉得他挺好的,不过可以暂时不说,万一以后碰到更喜欢的男孩呢?那女孩又把心事告诉了自己的爸爸,她爸爸也是个挺开明的人,说挺好的呀,正好双方家长也都认识。这样吧,如果到了结婚的年龄你还喜欢他,爸爸就去他家提亲,反正都这么熟了,于是女孩子就很安心。
   
    后来两个人都考上了重点初中、高中,还是好朋友,但小女孩早已没那个心了。青春期的心动,就这样风轻云淡的过去。但这样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历练和成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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