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2001年9月1日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率先开始第八次课程教材改革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6年。6年来，新课改大步迈进，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其中包括许多一线教师对新课改的看法和意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原教育部课程教材中心主任游铭钧。

　　■课改要循序渐进，符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教师报：一直有人说新课改不适合中国国情，同时也有人批评这种看法，认为“认识本国的国情不能跟国际发展的现状割裂开来，也不能跟时代发展的特征割裂开来。……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您对此怎么看?

　　游铭钧：中国的课程教材改革历史也不算短了，从废科举、兴学堂以后，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虽然开始还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我们基本上走的是全盘西化的道路，中小学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材,全是西方的,我们仅仅编写了语文等少数文科教材。中国过去也有自己的课程，比如“四书五经”，“十三经”，但后来因为内容固定不变，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及科举制的原因，越来越僵化了。现在的课程制度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上个世纪20年代搬日本，30年代搬英美，解放后搬前苏联。60年代我国编写出中小学十二年制的全套教材，这套教材的理科内容是以前苏联教材为基础的。80年代初才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编写出我国自己的小学五年、中学五年的全套教材。西方的东西我们的确应该好好学，但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课程教材改革搞了一个世纪，从本质上来看，就是如何使具有西方文明特点的课程制度中国化的问题。符合中国国情是课程教材改革一个长期的任务。

　　现在有的人太急了。改革最大的忌讳就是急躁冒进。我主张，第一，教改进度不能太急，要循序渐进;第二，开始时，面不要太大，要由点到面。教育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各种教育见解很多。外国的东西，千万不能看到好的就照搬进来。教改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必须符合中国的教育实际，必须符合学校教师的现状，必须符合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样，才能让学生学得好，教师教得好。

　　中国教师报：哪些地方让您觉得过于急躁，能举几个例子吗?

　　游铭钧：像语文教材，学西方的东西就太多。从“五四”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有人想消灭汉字，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上个世纪50年代曾明确提出，语言文字改革要走拼音化道路。去年，我和邵宗杰同志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让我们的孩子先学汉字再学拼音，有人就写文章批评我们。观点有分歧是正常的，但那文章的语言就和“文革”差不多。其实，孩子初认汉字，是模糊识记，不分析字的结构，就像我们看图画一样，与认识拼音文字的过程不一样。很多人以为汉字难认，其实对小孩子来说，认识汉字比认拼音文字容易，这已经被很多孩子的实践所证实。但如果孩子先学拼音，再学汉字，效果就差了。我做过大量的调查，这种做法弄得孩子刚上学就厌学。现在有些幼儿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先学汉字后学拼音，但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很大。

　　除了想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以外，还把拼音文字的语言理论也搬来了，过分地强调语法、修辞、逻辑，把我国两千多年语文教学成功的经验和方法都丢掉了。这是语文教学时间长、效率低、负担重的重要原因。

　　再说教学法。现在大家都很推崇研究法，其实孔夫子的启发式，我看是最好的，他把教与学两者之间的作用阐述得最深刻。多年来，我国很多优秀的中小学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了很多好的教学方法。应该把历史上和现实中成功的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不要一搬就是外国的，否定了自己。这是当前教育改革中的重要问题。

　　我不主张只推广一种教学方法。教有规律，但教无定法嘛。只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就是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应该因人、因环境、因时间、因教学内容不同而不同。我不认为研究法是唯一的正确的教学方法，不能什么东西都用研究式学习。在教学中，能够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用较少的时间，获得较多的收获，就是好的教学方法。讲述法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小的成本完成教学目标，合理使用，也是很好的啊。不要什么东西都用研究法。

　　■ 教材编写要有时代感，不必过于强调逻辑性、系统性

　　中国教师报：“一纲多本”提出后，很多省市都在编写教材，一些条件不错的学校也在积极编写校本教材。您是课程教材改革的老专家了，您认为教材编写应该坚持哪些原则?

　　游铭钧：过去我们都是使用人教社的统编教材，但一套教材不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的形势。因此，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教材要有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