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不可全盘接受，要批判地继承。对于尚未具备良好辨别能力的青少年来说，尤其要慎重选择读物。
　　■陈宝泉
　　传统的“四大名著”是否适宜中小学生阅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分析的重要问题。
　　“四大名著”是否适宜青少年阅读
　　日前，有人提出《水浒》选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有血腥暴力描写，应从初中课本中删去。而后，又有学者提出继承传统文化要有选择，不主张全盘复古。对此笔者亦有同感。
　　像我们这样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上的继承与创新注定要经过多次反复。最近读日本人自己撰写的日本文化近代史，得知他们也是经过了从全盘西化到全面复古两种截然相反之主张的多次拉锯。在中国，全盘西化始终没有占据上风，但是反传统的确曾走向极端，甚至曾经跌入反文化乃至反文明的深渊。因此，出现剧烈反弹，乃至要求不加批判地复古以匡世风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笔者认为，沿着前辈开创的“五四”道路，文化上的更新势在必行。而这种更新必须在文化层面上做足文章，批判地继承与选择性引入应智慧地结合。
　　必须承认，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在教育层面，给孩子尤其是低幼年龄的小孩子读的内容，一定要有选择。就像婴幼儿食品，在营养与安全方面要更讲究一些。阅读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给孩子吃什么，细心的母亲往往会自己先尝一尝口味如何。
　　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以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为主流，读书人不会诗词唱和就像今天的研究生不懂外语一般。中国几千年下来积存了浩如烟海、灿若星河的优秀文学作品，而小说的兴起则晚得多，开始一直在民间流传，作为读书人功课之余的消遣或茶楼酒肆中说书唱曲的脚本，从文学价值、思想深度乃至社会责任等角度衡量，精品不多，远不及欧美小说在其文学史中所处地位之高。
　　就拿所谓的“四大名著”来说，笔者就认为不见得都适合初中以下年龄的孩子们阅读。“四大名著”说法的由来笔者不曾考证，隐约觉得在“文革”初期，古典小说都被列入“封资修”、“四旧”之列，好长时间内不许传读。后来毛泽东发出解禁的指示，说这几本书都可以看。于是印刷厂赶制，书店门前排队购买，迅速普及。对同时解禁的这四部书，人们就称之为“四大名著”。其实在历史上，由于《水浒》过分吹捧强盗，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为主流社会看好，在民间就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之说。《红楼梦》作为言情小说，也不提倡青少年看。
　　在写作技法上，这四部书确实都很精彩。有人分析，施耐庵写《水浒》有可能请人先画出一百单八将的形象，所以把这么多人物刻画得各有特点、栩栩如生。《三国演义》在人物故事的设置、前后情节的勾连上也是周密有致、无懈可击，在东亚、东南亚国家都有深远影响。《西游记》则体现出作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富想象力。悟空、八戒两个人物的描写诙谐生动、妙趣横生。不只是在中国，包括韩国、日本的一代代青少年都爱不释手。但是几部书在价值取向上，可谓良莠不齐。
　　“四大名著”的价值取向问题
　　《水浒》当初被解禁是作为反面教材批“投降派”用的。这部书自身通篇标榜的都是“忠义”二字。而既然“忠”又为什么造反呢？“忠”的底线是不反皇帝，其路线是“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而“义”的体现又是什么呢？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不问是非？“菜园子”张青夫妻开黑店杀人越货，兼卖人肉包子，因讲义气被众好汉认作同流。而李逵则更是杀人上瘾，“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尤其是宋江等人为了壮大队伍，逼良为盗，不惜盗用他人名义滥杀无辜。比如为了逼反秦明杀死青州城外男女无数，殃及秦明妻小。为逼朱仝上山，李逵把由朱仝看护的4岁小衙内的头颅“劈作两半个”。这等行为还有什么“义”可言？还有好勇斗狠，丝毫不讲宽容、仁恕，一讲报仇雪恨就要把仇人“一门良贱”，包括丫鬟、伙计全部杀死，甚至还要吃仇人的肉。书里还充斥着对妇女的歧视，杨雄得知老婆红杏出墙后便动用私刑割舌挖心。以此题材拍成电视剧，配写的歌词“你有我有谁都有呀”，“该出手时就出手哇！”更是把这种蔑视法理的盗匪逻辑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价值取向对民间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觑，对于缺少辨别力的青少年更是有百害而无一益，至少初中以下年龄的读者不宜阅读。
　　《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兼有价值取向与严肃性两方面问题。罗贯中写作的立场是支持蜀汉一方，理由是刘备具有刘汉王室的正宗血统，而在东汉彻底灭亡之前自立为王，割据一方本身就无正统可言，至于严肃性就更不用说了。有人考证，三国故事的核心事件——赤壁大战，实际上是乌林大战。曹操统领大军征讨东吴割据势力，在江边设营，安排部队习练水战，不想军中瘟疫流行(有人推断是血吸虫病)，不得不烧船撤退。而东吴统帅周瑜见势走了一步险棋，指挥六七万部队溯江而上，在上游登陆，于乌林拦击三倍于己的官军，从而大获全胜。此时的周瑜已是身经百战、年近四旬的水军都督，而诸葛亮年方20岁出头，初出茅庐，毫无作战经历，面对这等大战应该是插不上什么嘴。诸葛亮智激周瑜所引用的曹操《铜雀台赋》写于此后7年。至于故事里林林总总的精彩情节有多少是真的，实在难于考证。对诸葛亮种种离谱的吹捧，鲁迅先生有一句评语：“诸葛亮过智而近妖”。
　　“四大名著”中的文化糟粕
　　近来还有学者考证，《三国演义》塑造的“武圣人”关羽也没有什么事实根据。最让关羽出名的故事“温酒斩华雄”是虚构的。“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之战只有两支队伍上阵，就是曹操与江东名将孙坚。杀华雄的是孙坚，而且华雄也不是什么都督，属于“偏将”一级。关羽降曹亦很自然，并没有许多故事。由于关羽战败丢掉荆州，使得蜀汉失去了进取江汉平原的通道，之后只能蜷缩蜀中。但是从唐宋以后，朝廷需要树立忠君善战的武德“标杆”，于是关羽被拔得越来越高。罗贯中也很自觉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中国史学界向来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而民间文学还有“为尊者改”的习惯。篡改历史为统治者服务，实际是一种文化糟粕。“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不知道自己将要往哪里去”。不正视历史，不下功夫探求历史真相就难有审时度势的智慧。
　　离史实这么远，如此精彩纷呈的故事表现了些什么呢？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三国演义》算得上是一部“厚黑”兵法。这是传统文化中的垃圾，与之类似的还有近年今人撰写的清史故事。其实，康雍乾时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期，政治相对清明，忠臣良将辈出，朝廷也建立了许多惠及后世的功业。从未有过担当的小知识分子对此视而不见，对于历史名人的恪尽职守、勤奋敬业不置一词，刻意渲染那些曲意逢迎、争相邀宠，给对手下圈套、设陷阱等一干龌龊勾当。据此编排的清宫戏自然是俗套连台，把观众烦得忍无可忍才打住。
　　《西游记》是一部妙趣横生的宗教小说。作者吴承恩的佛学修养很深。孙悟空开始时也是个无法无天的造反者，一根金箍棒横扫天庭，打得玉皇老子毫无办法，不得不遣使向西方佛老求助。如来佛伸出一只手，孙悟空使尽浑身解数就是跳不出去，反被压在五指山下。后经观音引导，皈依佛门，经过护送唐僧取经的多重磨难，修成正果。这么多精彩篇章讲的其实是一个道理，即“道不如佛”。
　　普及传统文化任重道远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精品，如经史子集等都是文言，现代人读起来晦涩难懂。其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也多有过时之处，直接作为青少年读物确实缺少可读性。不妨选取有益的章节，翻译成白话文，辅以翔实、周到的注解。笔者小时候最喜欢读的就是《中华活页文选》。诗词、歌赋、骈文包括《史记》这样的大部头节选出的短章小节都包括在内，读下来明白许多道理，增长许多知识，古文修养亦大有长进。中国古代小说、笔记作品多得很，给青少年推荐读物应该扩大遴选范围，全面衡量，节选精华，认真编译。
　　把古典文学作品改编成少儿读物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既需要学问，更要有责任心。中国学界历来缺少向大众普及学问的传统，鲜有科技工作者参与制作精彩的科技传播作品，同样人文、历史学者也没有撰写普及读物的习惯，自己不写也不支持别人写。尽管中国历史故事题材浩如烟海，但是蔡东藩的《历史演义》、林汉达的《中国历史故事集》这样优秀的普及读物，仍属于凤毛麟角。于丹教授出来讲论语，引得文史界一片责难。批评别人讲得不好，为什么自己不出来讲？似乎“四书五经”只是饱学之士讨论的内容，只能束之高阁，不可以向民间普及。作为学者，这实际上是责任感的缺失，更违背了“五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