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竞赛活动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了。不少国家举办活动都是从某个城市开始的，前苏联最典型，先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城市的数学竞赛；再有加盟共和国（像全俄罗斯）；最后产生全苏数学奥林匹克。把数学竞赛叫做：“数学奥林匹克”就是苏联人做的事。美国数学竞赛活动的情况：原来是AJHSME—AHSME—AIME—USAMO—IMO体系，目前发展到AMC8—AMC10—AMC12—AIME—USAMO—IMO体系。

　　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数学竞赛已经比较成熟了之后，有识之士开始策划组织全球范围的活动，于是在1959年由罗马尼亚牵头，东欧几个国家共同创立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

　　中国的数学竞赛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举办数学竞赛，在四个城市——京、津、沪、汉分别进行，老一辈数学家华罗庚、江泽涵、苏步青、吴大任、李国平等主持，他们不仅写文章介绍竞赛情况，而且还亲自为青少年学生做数学科普报告、写数学科普读物。这一时期的特点：行政部门出面；规模小、仅限于大城市；参赛对象是高中生。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10年，“文革”期间这项活动被迫停止。

　　1978年，教育部、中国科协、团中央、中国数学会共同举办了8省市的中学生数学竞赛，方毅、华罗庚亲自参与领导；比赛分初赛、复赛、全国决赛进行。1979年这项赛事推广到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由于出现过热情况，1980年教育部停办这项赛事。

　　1980年，中国数学会设立普及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全国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事宜，从此组织开展群众性数学竞赛就成为中国数学会的一项工作。1980年在大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数学普及工作会议定上，把数学竞赛从“公办”改为“民办”，形成“民办公助”，“精简节约”，“自愿参加”的三原则，确定开展数学竞赛的目的是：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推动数学课外活动的开展；促进中学数学教学改革；发现和选拔数学人才；为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做准备。

　　为了协调全国的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及组织工作，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数学普及工作会议”（1980年大连、1982年昆明、1984年宁波、1986年西安、1988年九江、1990年宁乡、1992年重庆、1994年福州、1995年承德、1998年广州、1999年银川、2001年贵阳、2004年深圳）。

　　1981年，中国数学会开始举办“全国高中数学联赛”，采用“轮流做东”的形式，各省、市、自治区数学会具体承办，每年10月份举行。1984年创办“全国初中数学联赛”，具体承办方式与“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相同，每年4月份举行。

　　1986年举办首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参加冬令营（每年1月份）的100多名选手都是在“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从冬令营产生国家集训队（每年4月份），进而产生国家代表队的六名选手参加IMO（每年7月份）。

　　在开展数学竞赛活动中，涌现出的一批活跃在学校、省市以至全国的数学竞赛教练员，他们对中国数学奥林匹克事业作出了贡献，为了鼓励更多的数学工作者投入到这个培育英才，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去，为了进一步提高教练员的素质和水平，1988年11月，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制定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等级教练员评审条例”。根据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竞赛教练工作中的贡献，分别授予“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员”、“中国数学奥林匹克二级教练员”的称号。

　　为了加强国际交流，1990年中国数学会成立了奥林匹克委员会，她和普及工作委员会的分工是一个负责准备国际竞赛，一个负责国内竞赛。奥林匹克委员会除了组织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外，还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组织创办了“西部数学奥林匹克”（CWMO）和“女子数学奥林匹克”（CGMO）。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和明天。近来各方人士对数学竞赛的议论可谓不少，有正面的，有侧面的，还有反面的。数学家们在组织数学竞赛活动时确实是有些主观考虑的（但时常“事与愿违”，客观上不一定能做的到）：

　　首先，每一个年龄段中，总会有部分孩子在数学课堂上会感到“吃不饱”，应该为这些“学有余力”的学生设计点东西提供给他们。当然这应该是比例很小的一群人，重要的是他们要实实在在地对数学有兴趣。换句话说，数学奥林匹克不是每个学生都适宜参加的活动，而是“学有余力，学有兴趣”的学生们参加的活动。“学有余力”是强调首先要学好课内知识，在此基础上来学习课外知识；“学有兴趣”是指对数学有兴趣，正像有那么多“学有余力”的学生在画画、弹琴和唱歌一样。只要这两方面结合得的好了，自然也就不会感到有负担了。

　　其次，数学竞赛仅仅是一项数学课外活动，不必把它看得过重，要尽可能的用“平常心”来对待它。不应该赋予它那么多功能：升学、选人、能不能拿菲尔兹奖或诺贝尔奖，它承受不起。一个同学取得好成绩，只能说明现在。如果一定要说对未来有什么影响的话，可能他在竞赛中所获得的这点“成就感”会使他对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增添一份自信心。在开展这项活动时，要坚持“不超前、不超纲、”和“大众化、普及型”的命题原则和组织原则。前者是强调课内课外的结合与一致，课内是基础、课外是补充；后者是强调内容不宜过难，不要让参与活动的学生感到高不可攀，而是让每个参与的学生，不同基础的学生，均得到应有的收获和提高，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再次，选材要精炼，不可面面俱到。开展这项活动的目的是为学生们营造一个环境和氛围，提供处理问题方法上的指导，使学生在积极参与的基础上，通过典型的、探索性很强的问题的讨论，在认识上（包括学习方法和知识内容）有一个“升华”，其结果就是素质的提高。课堂教学是面向大多数的，它是一个基本要求。数学课外活动则不然，由于是面对很少一群人，就为数学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场所，可以把内容搞得宽泛些，原本不敢放进中小学课堂的素材（可能这些材料更接近现代数学的内容和方法），可以先在这个范围内试一试，积累一定的经验，成功了再走下一步。简单归纳、24点、一笔画、数字谜、数阵排布、奇偶分析、向量、覆盖、……这些十年前、二十年前数学奥林匹克中的热点问题和方法，今天不是已经开始走进中小学校的课堂了吗！

　　2002年8月份世界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它既是数学家们的一次“奥林匹克”盛会，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传播数学、宣传数学的机会，众多媒体如此多地报道数学发展现状，介绍数学家，讨论数学与公众生活的关系，在国内从来没有过。

　　会议期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以92岁高龄为青少年数学爱好者题词—“数学好玩”，勉励青少年学数学、爱数学，为中国成为世界数学大国、强国做出贡献。陈先生称赞中国的数学科普工作做得好，值得其他国家效仿。他说，由于科普工作不赚钱，外国很少有人搞。但是在中国就不同，由于有政府的支持，科普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中国学生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连获金牌就是成功的例证。现在，就连美国也开始引进中国的培训方式和教材，其参赛选手的水平也因此得到明显的提高。

　　数学家大会期间媒体和公众最关注的要数菲尔兹奖的得主了，因为它被视为数学的诺贝尔奖。当时不少人提出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参加过IMO的选手中有没有人拿到过菲尔兹奖？

　　下面这份不完整的材料也许会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Gregori Margulis来自于俄罗斯，1962年参加IMO获得银牌，1978年获得菲尔兹奖；

　　Valdimir Drinfeld来自于乌克兰，1969年参加IMO获得金牌，1990年获得菲尔兹奖；

　　Jean─Ghristophe Yoccoz来自于法国，1974年参加IMO获得金牌，1994年获得菲尔兹奖；

　　Richard Borcherds来自于英国，1977年参加IMO获得金牌，1978年参加IMO获得银牌，1998年获得菲尔兹奖；

　　Timothy Gowers来自于英国，1981年参加IMO获得金牌，1998年获得菲尔兹奖；

　　Laurant Lafforgue来自于法国，1985年参加IMO获得银牌，2002年获得菲尔兹奖。

　　除了菲尔兹奖外，不少参加IMO或者其他传统数学学竞赛的选手也获得了数学界的大奖：

　　1977年IMO银牌得主Peter Shor（美国）于1998年获Nevanlinna Prize；1979年IMO金牌得主Alexander Razborov（苏联）于1990年获Nevanlinna Prize。Nevanlinna奖是信息科学中数学方面（Mathematica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Sciences）的最高奖项，与Fields奖一样，也是每4年评审一次，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奖。

　　1963年—1966年四次参加IMO，获得3次金牌1次银牌的匈牙利选手Laszlo Lovasz于1999年获数学最高大奖Wolf奖；1962年参加IMO并获得银牌的Gregori Margulis（俄罗斯）获得2005年Wolf奖。

　　早于IMO参加过美国Putnam数学学竞赛的有：John Milnor获1962年菲尔兹奖；David Mumford获1974年获菲尔兹奖；Daniel Quillen获1978年菲尔兹奖。

　　我国首次派队参加IMO是在1985年，希望将来有一天中国选手的名子能够出现在上面的名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