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名初三男生坠楼，其死因已被学校定性为“意外身亡”。《劳动报》记者调查后发现，该学生的母亲陈女士最后一次和儿子聊天，是前几日晚上。当天下午，陈女士接到儿子的班主任电话，“班主任又说到儿子和班上那个女孩的事情。”据陈女士描述，班主任当天曾表示：因该学生“早恋”，“要没收他的团徽。”陈女士称：“我建议老师淡化处理，毕竟他们两人已断断续续交往了二三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突然坠楼而死，是不是因为“早恋”受到惩罚，已死无对证。但老师曾粗暴地禁止过这名学生的“早恋”，却是事实。

　　老师出于“善意”禁止学生“早恋”，显然是把“爱恋”当成一件坏事。在许多人眼中，“爱恋”与“性”联系在一起，很自然地会用成年人的“性欲”去理解少年的“爱恋”。既然“性欲”有其“不洁”的一面，那不让少年受到不洁的影响，也就成为教师的道德责任。这样的推理逻辑，从现代心理学来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读过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人都知道，少年的爱恋是一种自由个性的真情流露，在对灵魂亲和力的热烈向往中，可以根本没有肉体欲望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的《会饮篇》讨论“爱欲”时，把爱神当作人类幸福的来源，而爱恋的对象是男是女则并不重要。苏格拉底更是把爱情看成在美的对象中传播种子，人通过爱而接近善和永恒。在少年的所有感情中，爱是最纯洁、和平、真诚、友善、美好的。实实在在的爱，对少年的人性善教育胜过一切空洞的思想灌输。

　　早在19世纪末，美国教育学家霍尔在《论儿童的撒谎现象》（1890）一书中，就表示不赞成用成人观念和道德偏见看待儿童行为。他在讨论儿童的“诚实”问题时指出，不应简单地把撒谎视为一种错误，而应把它看做一种复杂的行为方式，其含义随儿童发育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撒谎”的儿童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理解。

　　霍尔看到的是儿童那种被低估的“创造神话”的能力，以及儿童如何寻求“摆脱那种必须每时每地、不折不扣地保持诚实的令人讨厌的责任感”。儿童的撒谎同玩耍很相近，它体现着人类进化早期阶段那种可爱的纯真。少年的“爱恋”也需要这样的理解，而不是简单的责备。霍尔和其他人的教育心理学研究极大地开拓了美国教育工作者的眼界，推动了美国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

　　我们的社会习惯于把儿童和少年当作成年人对待，教育对他们要求与成人没有区别的正确思想，学习同样的报刊文章，呼喊同样的政治口号，用同样的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其结果往往是，儿童和少年变得早熟老成、势利、圆滑、狡黠，善于把真实的想法和感情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

　　少年是一个人可塑性最大、最富于青春活力、感情最真诚的时期，正如霍尔所说，青少年“等待着播种、发芽、从苗圃移入大田……这段既非儿童也非成人的发育需要（比儿童）更长的时间……把这段时期说成仅仅是童年的延续，或是从大学的年龄单纯减去几年，正是导致了许多大弊病的根本性错误，我们如今仍在身受其害。”

　　“爱恋”在青少年的正常发育过程中应该是有其作用的，对这种感情需要，家长、老师可以关心、引导，但更要尊重和理解，而不是粗暴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