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小学生的“基本课业负担”，是由学生及其家长对优质学位的竞争激烈程度决定的，这种竞争来自成年人社会竞争一环环的传导与倒逼。

　　2018年3月3日，教育部长陈宝生回应“三点半放学难题”，表示要通过立法等形式，对“野蛮生长”的课后补习班乱象加强治理。下午三点半放学，初衷是给小学生“减负”，但让为人父母的很是为难：要么得一人辞职当全职家长或请老人过来坐镇，要么得把孩子交给托管班或课外培训机构，哪一种对家长们来说都属于“加负”，而不是“减负”。

　　下午三点半放学，有几个受益方：一是学校与老师，拿同样的钱，但工作量降低了，二是托管培训机构，获得了学校出让的市场空间，赚得盆满钵满。额外增加的成本由家长埋单，但小学生的负担并没因此减下来，家长们抖抖索索掏出辛苦积攒的血汗钱，将孩子送到托管培训机构，将学校那边减下来的负再加回去，甚至是报复性多倍加回去，他们是犯浑吗？

　　对于“减负”，理应有一些基本共识。首先，不合理的负担当然应该减下去。譬如，做十道题能够巩固的知识，硬要学生做一百道题，完全没有必要。其次，应该承认、至少不应该贬低勤奋努力的价值。在懒惰颓废者眼里的所谓“负担”，在勤奋进取者眼里就是催人奋进的号角。贫寒子弟尤其要明白：不挥洒汗水、不勤奋努力，如何能尝到甘甜的胜利果实？

　　接下来，有必要提一个天真的问题：小学生的课业负担是由什么决定的？或有人说，是教纲教材与教师。在这些人眼里，教纲规定必学的内容变少一些、浅一些，教材薄一些、容易一些，老师不留作业或少留作业，不考试、不排名，让学生感受不到竞争的压力，学生的课业负担就减轻了。然而，事实无情地嘲讽了这种观点。

　　事实上，小学生的“基本课业负担”，是由学生及其家长对优质学位的竞争激烈程度决定的，这种竞争来自成年人社会竞争一环环的传导与倒逼。高收入、高地位的工作是极度稀缺的，为了增加自己在社会竞争中的优势，就有必要考上好大学；为了考上好大学，就有必要考上好高中；为了考上好高中，就有必要上好初中，就是这一机制决定了小学生的“基本课业负担”。

　　以前有“小升初”的时候，各门功课考上好成绩就能进入好初中。取消“小升初”之后，优质学位不会因此而增加，所以竞争激烈程度并不会减轻。家长怎么让好初中知道自己的孩子功课很行呢？为此，必须有一个客观的信号机制，数学落在了aoshu，英语落在了剑桥少儿英语。aoshu与英语培训遂大行其道，一时畸形繁荣。哪个家长甘愿自己的孩子落于人后呢？所以这注定是无休无止的军备jin赛，即随着时间推移，课外培训的数学与英语会难度不断加重，小学生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中产家庭虽然大出血，但好歹还玩得起，贫寒家庭根本没有财力玩这个游戏。这说明，在基本竞争格局未变之下，片面减负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