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老子》称人为“神器”，由“神”和“器”两者构成。“神”是形而上者能变化妙用的生命机能，“神”体现于时间结构和功能。“器”则是形而下者的形体，包括器官、骨骼、肌肉、肢节等，是人体的空间结构。祖国医学重神而疏器，生命机能称为“神机”，对医生的评价也有“粗守形，上守神”的尺度，把主宰思维并统帅全身生命活动的作用称为“神明”。由于对“神”的重视，提出了生命是时间函数的命题。即《内经》多次强调的“神转不回，回则不转”的策语缄言。恽铁樵称此语为《内经》全书的关键。《内经》进一步又提出“化不可待，时不可违”的生命不可逆的特征。和西医学重视人体空间结构相比，中医学重视人体的时间结构，重视生命的过程、节律和节奏，有“脏气法时”等论述，这是中医学对生命本质的揭示。

　　中医辨证论治讲究“套路”，按套路逐步解决复杂的难治之病，其思维方法和传统数学的解方程的思维是一致的。

　　西方数学，以几何和形式逻辑的证明定理著称，中国古代数学家很早就以问题为中心，用解方程的方法解决应用问题，西汉时即有《九章算术》问世，把几何问题也代数化。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对于“咳逆倚息不得卧”的支饮，就是分步骤、先后使用小青龙汤、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苓甘五味姜辛汤，再用半夏，再加杏仁，再加大黄等六步成为一个套路，分别解决不得卧、冲气、喘满、眩冒、水肿和面热如醉的戴阳证的。可见，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数学影响中医思维方式，既赋予了中医学特色，也有其负面作用。数学是实验的孪生儿，中国古代数学没有经过缩写阶段发展为符号阶段，因其重实用而抽象性不强，分析思想不占主流，形式逻辑不发达，致使在古代，中国数学思想没有形成推助中医学向实验科学发展的动力。主要的问题就是把“和于术数”泛化了。人数与天数有相契合者，按“人择原理”，有的被采用了，但如果事事都“人副天数”，则扩大了类比的应用，如“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天有三百六十日，人有三百六十穴”等都不甚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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