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钟开莱获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到普林斯顿第一天，他就说，“今天是我到美利坚的第一天，我一定要到镇上最好的餐馆大吃一顿！”就这样，他从火车站拖着行李一路走到普林斯顿最好的法式餐馆Lahiere’s. 他那么多大包小包，风尘仆仆蓬头垢面，好说歹说才被男侍放进餐馆。到了餐馆，也是天有神助，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息闭塞的年代，他竟然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个食客就是Harald Cramér。     Harald Cramér当时是概率和统计学界的世界第一人，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派到普林斯顿的访问学者，也才来普林斯顿没几天。钟开莱就跑到Cramér面前，一本正经地介绍自己，共同吃了一顿饭，饭毕之后Cramér就成了钟开莱的博士生导师。Cramér只在普林斯顿呆了两年，两年之后，钟开莱拿到了博士学位，而Cramér则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当了校长。

　　钟开莱成名之后和Cinlar参加了许多国际学术会议。有一次在德国柏林的会议，中间休息一次，学者们喝咖啡联络感情。会议的主席是一个新近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走到钟开莱面前想和他套近乎。那年轻人还没开头，钟开莱就劈头盖脸的骂开了，“主席啊，刚才发言的那个俄罗斯人，讲两句话就要表扬自己，一表扬自己就要大家祝酒，发言一小时祝了十一次酒。我们不能说他，你就不能提醒提醒他吗，真是不开窍。”年轻人彻底懵了。钟开莱不再说话，低头吃蛋糕喝咖啡。过了一会，看到年轻人还没走，突然说，“算了算了，姑且念在蛋糕的份上。啧啧，这德国人真是会做蛋糕啊。”

　　钟开莱和Cinlar共同创办了一系列讨论概率论难题的讲习班，定期在不同的大学举行讲习班，还编辑了许多学术刊物。有一期讲习班在钟开莱任教的斯坦福大学，时间定在一个周二的下午。Cinlar就和钟开莱说，“周二下午斯坦福还有一个统计学大会，很多统计学家肯定两个会议都想来。你不如换个时间吧。”钟开莱击掌笑着说，“我就是特意安排在这个时间的！这样所有的统计学家就来不了我的讲习班啦。我最讨厌统计学家了。”

　　钟开莱的照片

　　刚入清华大学时，钟开莱是物理系学生。因为吊儿郎当逃课得罪了吴有训教授，只能转到数学系。到数学系又觉得华罗庚太罗嗦，到普林斯顿之后专攻数学中研究最少的概率论。概率和统计不分家，要做概率上的学问一定要有扎实的统计功底，而钟开莱偏偏又公然宣布自己“最讨厌统计学家。”他把自己能生展拳脚的范围缩得很小，就是在这样一个鲜有人探索的领域，他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了美国概率论界第一人。近年来，概率论因为在金融经济领域的应用，迅速成为学术热门。而今在美国研究概率的教授和学子，要么是钟开莱的学生，要么是学生的学生。他的概率论著作被专业学术论文引用次数最多，据美国数学学会评价，“Chung's writing is literate, elegant, wise, humane. He takes the reader into his confidence, explaining ideas, motivation, and circumstances.”如果钟开莱一生研究物理，研究基础数学，也许也要成为美国物理和基础数学的第一人，而他只是因为“讨厌那些人”而轻易放弃了。

　　在Cinlar回忆的往事中，不时蹦出一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每每我现出疑惑的神情，教授就解释说，“喏，这是当时最聪明的拓扑学家。”“喏，这是当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这样的次数多了，他突然笑嘻嘻地说，“诞琦，你一定奇怪我怎么认识那么多名人？实话告诉你，我的朋友全是学术名人。至于开莱啊，他结交的名人就更多了，不但有学术上的，还有政治上和商业上的。他的妻子是菲律宾一个很显赫家族的千金小姐，他的儿子现在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做CEO。至于公司的名字嘛，嘿嘿，我以后再告诉你吧。”

　　然后，Cinlar教授望着书架上的几册书，我知道了，在他的视线中，已经不再有我，也不再有那些书，满满地全是属于老人的回忆。Cinlar说，“我第一次遇到开莱，我就知道我们要成为终身的好朋友。真是个人物啊！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吗？就是，我有许多话要说，又不敢说，他全部替我说出来了。”

　　Cinlar教授的概率论课是我在普林斯顿上过的最难、最幽默，也是收获最大的课程。他总是穿着一身黑色小礼服，白色衬衫黑色领结，在黑板上用优美的花体字写板书。一开始，习惯了Powerpoint板书的同学都怨声载道，抱怨看不懂花体字。不久，大家就被这矮小的土耳其老人的幽默所打动了，他的演讲与教科书无关，听了演讲再去看书，多花心思想想，常有豁然开朗之感。

　　暑假课题开始后，每两天就去见Cinlar一次，每次，不但是布置新任务，还会告诉我好多有关的趣事。他说，“有一个很傻的广告里，一个女人担心地说，她今天抽了五枝烟，这样下去要得癌了。诞琦，一天抽五支香烟要抽80年才刚刚有风险可能得癌啊！我年轻时，那才叫抽烟，一天抽三包，现在不也是好好的？”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为什么蘑菇收藏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爱好。他说，收藏蘑菇到一定境界 ，必定要自己到森林里采集中意的蘑菇，这世界上菌菇品种那么多，长得差不多，弄得不好就要出人命了。他又说，有一次，他看一本叫作《菌菇收藏》的书，书里面写到一种蘑菇，有剧毒，书的作者偏要以身试法，去尝了尝，尝完之后写道“大家都说这种蘑菇有剧毒。我发现我吃了这种蘑菇之后的反应和吃了其他蘑菇的反应别无二致，我只是全身发了两天红疹。”Cinlar教授说到这里，兴高采烈地拍着桌子，“诞琦啊，就是这么一个对所有菌菇都过敏的人，竟然写了一本《菌菇收藏》！这样的人竟然也有！”

　　Cinlar教授说，钟开莱也是这样一个对什么都过分好奇的人，也是一个常常摆出法国绅士风度西装笔挺的学者。前些日子，我听了陶哲轩的演讲，觉得陶哲轩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今天我听了Cinlar讲关于钟开莱的逸闻，觉得像钟开莱那样对什么都过分好奇的人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永远不会厌倦自己的学识，厌倦这个世界，听到见到什么，都啧啧地说， “啊，啊，太有趣了！”他又是一个颇有些唐吉珂德式的骑士幻想的绅士。然而，绅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互相交换手写书信四十余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许多普林斯顿的教授不再穿正装去演讲堂，我所知道天天穿西装上班的教授只有三个，概率学家Cinlar，数学家Robert Gunning，和前外交部官员Thomas Christenson教授。万物都会死，不但生物会死，礼仪和习俗也会死。那么，那个彬彬有礼的时代已经死了。对此，Cinlar教授说，“大家都会死的嘛。死不就是一个随机分布吗？”

　　2009年5月31日，在钟开莱教授的妻子在菲律宾的故乡罗哈斯市（Roxas）的别墅里，钟开莱进入了梦乡。2009年6月1日，钟开莱教授没有醒来。他死在一片芳香的椰子树与海风的梦境里，终年92岁。对此，Cinlar教授评论道，“你知道世界上最幸运的事是什么吗？就是在睡梦里死去。我这个老朋友，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这或许真的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一生，出生在战火纷乱的年代，死于一片良辰美景，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最自由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受教育，一辈子无论学什么都是师从这个领域的巨人。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他是美国第一人，桃李天下，被称为“概率学界教父”。他家庭幸福富有，子孙事业有为。

　　然而，倘若钟开莱当真无愧于是“概率学界教父”，是现今所有概率学家的恩师，那么，钟教授在中国的名声，应该和陈省身齐名。事实上，在中国，钟开莱的名声远不如陈。究其原因，他常年在海外定居、与菲律宾豪门联姻，固然影响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然而，如陶哲轩之类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裔，成名后都能在中国妇孺皆知，可见钟开莱的不知名，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原因，借用Cinlar教授的话，“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吗？就是，我有许多话要说，又不敢说，他全部替我说出来了。”陈省身和钟开莱的区别，就是敢不敢把话全部说出来的区别，或者，更浅显一点，就是郭靖和黄老邪的区别。一个是中规中矩面面俱到的，一个是“我黄药师是何等样人。”钟开莱那一句“我最讨厌统计学家了”，就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少了多少人在他的故乡为他说话。

　　不过，钟开莱，这个有着晋人傲骨的、愤世嫉俗的绅士，是不会对此介意的，他连华罗庚都敢得罪，怎么还会在乎死后的名声呢？而我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怕那似水流年的时光会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绿坝成一个中规中矩的面面俱到的影子。让我在这里，为一个离经叛道者，立一块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