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向记者介绍说，根据政策，在北京，小学升初中的主要途径是“对口入学”，即一所小学和三四所中学结成对应关系，该小学的毕业生在这几所中学中择校升学。这本是按“就近入学”原则制定出的政策，但在“择校”被默许的情况下，热门中学的对口小学身价水涨船高，家长希望在孩子入小学时“一次投资”，就可以获得重点初中、甚至重点高中的“长远收益”。

　　作为“对口入学”原则的补充，北京的小升初还有“推优政策”——小学拥有向重点中学推荐优秀学生的名额；“占坑班”——公办重点学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替重点中学选拔学生。因为最后效果不同，占坑班被家长们分成“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不同类型。

　　“说实话，当时听学校宣传说北京以后的小升初‘坚持电脑派位为主、其他方式为辅’时，我真的特别兴奋，但亲身经历过就发现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2012年刚刚把女儿送进北京某区重点初中的付燕向记者坦言，“实际上，电脑派位、就近入学方式是摆在最后的一种垫底升学办法。”

　　付燕说，女儿从四五年级开始就陆续报读“蹲坑班”。“家长也直接称其为‘坑班’,就是一些重点中学开办的培训班，主要讲授奥数等。关键在于，上课的内容往往和这些重点初中最后选拔考试的内容有一定吻合。而这些学校还通过或明或暗的途径向家长们传递这样的信息：学校将来会从这些课外班中选拔优秀人才，参加这些课外班的孩子在报考本校时会有‘优先权’”。

　　“只有上‘坑班’的学生知道考试时间，有考试资格，没有上班的学生就算在考试的时候到了学校外面，学校老师也不会承认里面正在举行选拔考试。”付燕说，自己就曾感受过站在学校外面看着别人的孩子考试而自己的孩子“没份考试”的那种无可奈何。

　　家住西城区的钱芳算是比较幸运的，丈夫在西城区一家国企，和附近的一所重点小学有“共建关系”，单位每年有名额，适龄职工子女可以“破例跨区”上这所学校。

　　不过，共建名额也要竞争。“大概每年一两个指标，三四年前差不多找找关系都能上，现在明码标价一个指标10万元。”对于工薪阶层的钱芳家来说，10万元已是一人的全年工资收入，但她说，“能交这笔钱我可高兴了，多少人捧着钱不知道给谁呢。”

　　“划片”与教育公平

　　“如果没有条件上的差距，谁不愿意就近入学呢？”

　　面对记者“为何要舍近求远择校”的问题，很多家长给出了相似的回答。

　　“我就这么和你说吧。现在毛毛上的学校，很多教学实验设备是从外国进口的，学生的文艺演出在大剧院，甚至有出国演出的机会。我同事家的孩子上的重点中学，校庆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顾婷说，这些都是其他学校比不了的。

　　教育资源不均衡被认为是择校热的直接原因。

　　“义务教育的区域环境应实现校际均衡，才能拆分优质学校与权力掌控者的利益共同体，使择校问题得到根本性矫正。”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政府应转变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对薄弱学校的扶持，来缩小校际之间的差距。

　　此外，他强调义务教育应是政府向公众提供的公益产品，每一个人都应平等享受义务教育资源，各地必须建立公众有权参与教育决策、监督的教育管理制度。

　　2006年9月1日实施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是地方政府发展义务教育的首要职责。但熊丙奇坦言，正是一些部门在实际中的“懒政”行为才致使这一问题长期治理无果。他觉得，必须增加相应的监督和问责制度，才能促进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更重视、更有效地去解决这一顽疾。

　　“此次教育部文件明确提出的义务教育划片就近入学打破了以往‘推优’、电脑派位等种种升学、招生模式。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切实推行，就能把不少家长从小升初的竞赛当中拯救出来，更加有利于教育公平。”熊丙奇说。

　　不过，熊丙奇也明确表示，如果我国的“学区制”主要内容就是划定就近入学范围，那么，其价值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恐怕也难真正做到学区内的教育资源均衡。

　　熊丙奇建议，要想实现教育公平的划片入学，就必须打破行政治理体系。首先，应该在每个区县教育局(区域)建立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长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社区居民代表共同组成，该委员会是重大战略决策的机构。由学区教育委员会民主决策产生的资源配置方式，将会改变以前行政主导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