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1941年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访问。毛泽东曾送给他“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1950年回国定居，将全部家产捐献给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他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出世时，父亲陈杞已是一位在新加坡拥有一家米店的中等侨商了。在父亲远离的情况下，陈嘉庚由母亲张氏一手抚育长大。9岁时，他开始入“南轩私塾”读书。早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对旧式教育的弊病有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日后萌发教育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矗1890年秋，17岁的陈嘉庚到新加坡，在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学商。当时，新加坡已沦为英国殖民地，华人在这里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在这片土地上，洒遍了中国苦力的血汗。目睹这一切，一股爱国爱乡之情在他心头油然而升。1892年，陈嘉庚接任“顺安”米号经理。次年秋，他回国与秀才之女张宝果成婚，在家乡住了近两年，边经营渔业，边从塾师补习中文，并出资2000元建立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

　　1900年冬，陈嘉庚为了返乡葬母，第三次回国。当时苦难的祖国正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惨遭蹂躏，穷困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地呻吟。目睹这一切，陈嘉庚的心中，郁结着无言的痛苦。此后，父亲的米店因管理不善，宣告破产。陈嘉庚亲睹父亲从兴盛到衰落的情景，感慨颇深，立志从头起步，闯出一条新路来。在此后的30年间，陈嘉庚从创立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和接办日新公司开始，凭借他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经营竞争意识与创新精神，顶住当地殖民垄断资本的压迫排挤、日货的削价倾销和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使个人企业在经营米业、菠萝、房地产、航运、橡胶等方面形成规模，从而成为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之一。

　　早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十分不满的陈嘉庚，从阅读革命书报中深受同盟会革命主张的影响。1910年春天，陈嘉庚正式加入同盟会，剪掉了辫子，与清王朝决裂，开始从事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活动。为了支持辛亥革命和救济国内难民，他奔走呼号，带头筹款捐资。他一生克勤克俭，从不奢侈浪费。他常说：“我金钱取诸于社会，亦当用诸于社会。”从1918年开始，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和资财用于兴学，先后创办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和南洋华侨中学。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难当头，陈嘉庚毫不犹豫地走在了南洋抗日救亡的最前列，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1946年冬，他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1941年3月，他率团到达重庆，拒绝加入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中共领导人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曾专程拜访了陈嘉庚，并在中共驻谕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会上陈嘉庚流露了想亲往延安的心愿。获此消息不久，毛泽东发来电报正式请陈嘉庚访问延安。同年5月，陈嘉庚到延安，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并设晚宴招待。窑洞俭朴的陈设，领袖的谦逊待人，不事铺张的晚餐等，都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天中，毛泽东多次到陈嘉庚住所，与他交谈，共同进餐。陈嘉庚也同从集美、厦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并且实地参观、访问，了解那里政治、军事、经济和民生，所见所闻使他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完全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只有共产党才是真诚奋勇抗日，从而不满国民党，而同情、拥护共产党，把延安视为中国的希望。后来每当谈及延安之行，陈嘉庚都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从避难地返回新加坡，结束了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在为他安全脱险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特地送来了祝贺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当听到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后，陈嘉庚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拍电报劝他不要前往。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内战爆发。陈嘉庚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变化，为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由衷高兴。1948年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

　　1949年1月20日，陈嘉庚接到毛泽东来电，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6月4日，陈嘉庚到达北京，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等人的热情欢迎。7日由周恩来副主席陪同前往西山同毛泽东晤谈。

　　延安一别，转眼九年，故人重逢，倍感亲切。陈嘉庚激动地向毛泽东介绍了海外华侨的情况，并对家乡福建何时解放表示关切，希望中央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管理福建。在会谈中，陈嘉庚先生对许多问题直率地发表见解，体现了他对祖国建设的关心和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信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