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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北京汇文中学远去的背影

小兔子的萝卜园 2010-09-19 15:57:05

  上世纪末,我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应聘到北京汇文中学任教高一语文。短短一年,这所老中学的历史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此心中埋下了一个承诺。12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兑现承诺:追寻这所中国最早的教会中学的踪迹,以及她曾经的美丽与风华。

  “我是汇文的”从汇文出来的学生,不管日后念了什么大学,每当别人问起其母校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说:“我是汇文的。”这句朴素的回答里包含着一种外人难以体味的情愫。

  汇文中学前身为一所教会学校,始建于1871年,最初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后更名为“怀里书院”。1888年又增设大学部,名为“汇文书院(PEKINCADEM 902904年改名为”汇文大学堂“,当时包括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1918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及通州协和女子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迁到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址,原崇文门内船板胡同的校址转给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自此,”私立北京汇文中学“作为一所独立的教会中学开始了它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历程,直至1952年被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市立第二十六中。与其他教会学校不同的是,1989年,在一批汇文老校友的努力下,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市立第二十六中重新恢复校名为”北京汇文中学“。这也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在1949年后被市政府批准恢复原校名的教会中学。

  汇文的毕业生,习惯于把上世纪50年代前的“汇文中学”称之为“老汇文”或“汇文学校”。而提起“老汇文”或“汇文学校”,在老校友的口里,必定要和老校长高凤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高凤山先生于1926年3月上任,1952年卸职。前后主长汇文学校26年。其小学、中学、大学均在教会学校完成,后赴美国留学,先后获美国西北大学文学硕士、波士顿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研究院做过短期研究。如果让时光倒溯半个多世纪,我们便可以看到一所学校是如何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又如何与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老汇文学子口中“我是汇文的”这5个字背后的情怀和意气了。

  “四点以后”校训往往最能够反映一所学校的精神气质。但在今天的中国,校训正变得越来越雷同,越来越缺少特质。我第一次走进汇文中学时,目光一下子被大厅中央“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校训吸引住了。进而对这所学校的“身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查资料,该校训为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为汇文中学所题写。简而言之,即“好学”、“力行”、“知耻”,概括为三个字,即“智、仁、勇”。可以说,此三者为儒家理想人格中对“君子”的最高标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的最高的价值追求。然而,汇文学校毕竟源自西方现代教育,其自有一套更加严谨、系统的理论基础,以及更加具体、明确的教育目标。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与现代教育的目标结合起来,成为高凤山那一代秉持教育救国信念的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追求。

  高凤山在主长汇文不久,便提出“全人教育”的宗旨:一、增进身体健康;二、涵养审美情操;三、增殖职业知能;四、预备升学基础;五、练习善用闲暇;六、学做良好公民;七、养成高尚品德。这七条宗旨,与校训“智仁勇”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汇文鲜明的校风。我曾在汇文校史纪念册上看到这样一组照片:背景是学校大操场,操场中央是一群正在进行课外活动的学生,有打网球、翻单杠、踢足球、扔棒球、打篮球,练习田径的,一派龙腾虎跃的景象。照片右上角写着四个字--“四点以后”。

  何纯渤先生,1936年毕业于汇文高三理科甲班。曾任国家电力部水电总局局长,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2007年,当我向他询问老汇文的种种情状时,老先生一声长叹:“汇文学校啊…”据何先生介绍:当时汇文学校运动场所一个大院里边运动项目就有48种。每天下午4点到6点,所有的图书馆、自修室全部锁门。不让学生呆在屋子里。“我们那个田径队啊,足球队啊,下大雨下大雪,4点到6点都在外边训练。学校规定的这些制度就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老先生兴奋地说。在汇文的 6年中,400米一圈的跑道,何纯渤风雨不误,每天坚持跑6圈。累计里程可绕地球一圈半。当被质疑参加这么多体育活动是否耽误学习时,老先生脱口说道:“ 我们老校长讲:'Atrongindnstrongbody(健全的头脑只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像这样的警句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在校期间的所有的功课都在95分以上。”

  汇文重视体育,源自古希腊的传统,这也是西方现代教育精神的重要内涵。在校长高凤山看来,重视体育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为了塑造坚毅、勇敢、顽强、大度、乐观和自信等优秀的人格素质。在汇文校友会创办的会刊上,不少老校友写文章,深情地回忆起在汇文读书时养成的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从而才使他们在后来坎坷的人生中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宁幌先生从汇文小学一直上到汇文中学,“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自嘲,如果不是在汇文时打下了强健的身体基础,挨批斗时根本扛不下来。与宁幌先生同届的世界华裔建筑大师林同炎先生90岁时还自己驾车去事务所上班。1934年毕业于汇文的天津美院教授穆家麒,去年被评为“北京市健康老人”。他总结自己之所以活到90多岁,还能有这样一副好身体、好脑子,完全得益于早年打下的基础…这些汇文学子每每忆及少年时光,莫不感念母校。

  汇文中学的前身是汇文书院。当时之所以取“汇文” 二字,即有融汇中西文化精华之意。这既与19世纪末清政府开科取士、兼试西学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学校的创办历史有关。1871年美以美会在中国设立教堂附设蒙学馆时期,其教学内容即“课以四书圣经诸籍”。发展到1884年的怀里书院时期,时任校长的美国牧师白雅各博士,进一步申明“举凡一切重要学科,多用西文教授,盖欲诸生之学贯中西,为他日中西文化之灌输调和者。”1926年,高凤山作为汇文第一任中国校长接任后,毅然在学校取消了圣经课,但“融汇中西”的宗旨却得到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贯彻。当时的汇文主政者深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汇文是一所办在中国土地上的教会学校,她要培养的是能够为20世纪中国社会服务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首先要热爱自己母国的文化。汇文当时分文科、理科、商科和教育科四科。校长高凤山亲任文科主任。初中第一学年的国文课程分别为“国文”、“作文”、“书法”三门。“五四”运动之后,汇文国文教材中已有白话文,但相比之下,学校更重视文言文教学。国文教师大多有扎实的文言功底,课文中的文言文多要求背诵。

  1951届汇文校友、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至今还记得读高一时背诵《周易》的种种情景。已故著名书法家、语言学家启功先生1926年考入汇文初中,是汇文1932 届的商科肄业生。他当年的同窗对他曾有这样的描述:元伯启功者,世居旧都,睹其貌,观其服,知其然也。言语诙谐而恣肆,举止倜傥而乖僻,见者疑其狂,实则笃信坚贞,恺恻之士,余独知之焉。每寄意于诗词书画,时有慷慨之音,荒寒之韵,流露其间,则可见其不仅爱好已耳。无能遁世,又不能合污同流,故宁学商,所以苟全性命而已。由此可见当时汇文学生文言水平之一斑。

  据老校友顾景祥先生回忆,汇文国文教师不大用现成的国文课本,而多由自己来选,还有的老师用当时出版的“活页文选”。汇文讲文言文的方法颇接近私塾。他回忆说:“第一节课串讲过的课文,第二节上课他(指老师)抽调几位同学逐句'回讲',一个字也不放过。同样,布置要背的章节,第二节课也要抽背几个人,不许打'口奔儿',…就这样一年下来,每人可扎实背下来一二十篇文章,再升入初二初三就有了基础。”这种教学特点与校长高凤山的倡导有关。何纯渤先生回忆说:“我念高小的时候就读《古文观止》,到了中学写作文就是四六排联。我们老校长(高凤山)提倡文言和白话并重。我进学校半年就体会到这个好处。”何先生一直记得老校长的告诫:“新的东西都是从旧有的东西传下来的。没有旧的就没有新的。”检索相关史料,人们会发现,这种“新”“旧”相承、“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例子在汇文比比皆是。如国文考试,通常就出一道作文题目,限定一个小时交卷。这也是传统私塾教育的做法。而作文题目常常是一篇时事评论。这种作文练习有利于学生养成关心社会、独立思考的习惯,又避免了传统私塾教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弊病。

  中国传统教育一向重视书法,汇文也不例外。据美术教育家、现年90岁的穆家麒先生回忆:“我们那时的书法课有专门的老师,每周两节。先学柳公权,练骨架;后学颜真卿,练筋肉;最后学赵孟瞓。”当被问到书法训练于学生有何益处时,老先生突然提高了嗓门说:“这是美育教育啊!书画同源。书法是一种艺术,也是传统文化,练了书法,才懂得美,为审美打下基础。另外也才能静下心来,陶冶性情。现在没有美育,只有'丑'育。”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能文能武。如果说习“文”能培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那么习武则为培养刚毅、正直、勇敢的浩然之气。

  汇文在体育课之外,每个年级每周都设有武术课。武术教师由出身武术世家的教员担任。留传至今的校史纪念册上的照片显示,参加训练的学生清一色中式白褂子,玄色灯笼裤;马步横刀,列成方阵,一副顶天立地的气概。此外,学校还很重视“尊师重道”的传统,规定学生升入高中后,对任课教师一律称“先生”。在校园中遇到老师要驻足、鞠躬。扎实的文科教育,使得学生耳濡目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扎下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并确立了安身立命之“本”。有了如此的“根”和“本”,才有可能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

  汇文当时的英文课程分别为“英文文法”、“英文名著”、“英文会话”三门。通常由外籍教师教“英文会话”,中国教师教“英文语法”和“英文名著”。英文文法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初中英文课上中英文混合授课,高中英文课堂上则全部采用英语授课。据老校友回忆,初中英文名著选读的有《神灯记》《鲁滨逊漂流记》《亚瑟王》《罗宾汉》等。高中英文教材则选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等。要求两个星期写一篇英文作文,并要在课堂上公开朗读,请同学相互指正,最后由老师当堂评点修改。当时英文教学的特点是口语、作文、文法、翻译并重,并要求中西两种语言比照使用。

  1948届校友陈国新先生回忆,教英语语法的杨建章老师对学生要求格外严格,他要求学生将《红楼梦》中的片断翻译成英文,并让学生翻译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除了英文课之外,汇文高中的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及外国历史、地理等课程的教材全部采用英文原版,完全秉承了怀里书院时期定下的“举凡一切重要学科,多用西文教授,盖欲诸生之学贯中西,为他日中西文化之灌输调和者”之宗旨。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之下,汇文学生高中毕业后大多已具备良好的英文阅读、写作、会话及翻译能力,考大学时数理化试卷可以使用英文答题,入大学后基本可以免修英文。

  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先生于1929年汇文初中毕业后再没有上过学。他后来在研究动物化石工作中,便是靠在汇文打下的英文基础,啃完了伦敦出版的原版《哺乳动物骨骼入门》一书。汇文的中西融合还渗透在校园生活的诸多细节中。当年学校医务室的病历要用英文书写,运动场上打篮球时裁判发令要用英语,连报分数也用英文。期末考试时教务主任在大会上对大家讲:“你们不要作弊,上帝在上面看着你们呢。”

  连汇文的课外活动也呈现出中西融汇的色彩:学校有阵营强大的国剧团(京剧社)和国乐队,也有西乐队和话剧团。话剧团能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每当圣诞前夜,同学们成群结队秉烛到住在校园中的校长和老师家门口唱圣诗祝贺,过后每人必抱回一大包花生糖果之类的礼物。透过这些依然活在亲历者心中珍贵的历史细节,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汇文校园里,中西两种文化,水乳交融、相映生辉,从而形成该校别具一格的美丽与风华,并积淀为汇文特有的传统与风范。“最自由不过的国度”1926年3月,高凤山先生任校长后,次年即呈报教育部备案,开教会学校在中国政府立案之先河,并遵部令改为“京师私立汇文中学”,不久即改为“北平私立汇文中学”。之后又逐步取消了有关宗教课程,不强制学生信教,提倡信仰自由,并统一于部颁教学计划,自此脱离教会控制,自主办学。

  在学校管理制度以及各项措施上,高凤山校长一贯坚持民主开放的办学风格,学校采用董事会制。学生自治会完全由学生民主竞选。学生伙食由学生自行选出的膳食团管理。校内合作社、小卖部、溜冰场等全部由学生管理。何纯渤先生当时是学生会主席,据他回忆,就连1935年修建学校体育馆的账目也由学生管理。在汇文全盛时期,全校各种社团多达30几个,有壁报社、读书会、合唱队、话剧团、京剧团、国乐队、西乐队、书画社、运动队等。学生们还自己捐资于1929年创办了义校,其中的校长、教务主任、教师全部由高中学生担任,招收附近贫苦儿童就读,自初小至高小共六个年级,学生多达200余人。时为义校校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的刘树人先生还记得,当时与同学们敲锣打鼓去学校附近的居民区招生的情景。其中一些义校学生至今仍与他保持着联系。

  汇文为开阔学生眼界,活跃学生思想,每周都设周会,邀请当时一些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来学校作讲演,其中有胡适、冯友兰、张奚若等著名学者。此外,她们还邀请美国专家来校演讲,由校长和教务主任先生亲自担任翻译。1947年,高凤山校长接受学生建议,邀请一位进化论专家给学生讲人类社会进化的情况,其中讲到宗教的起源,在教师和学生中引起宗教与科学问题的争论。对此,1948届毕业生曹国平先生记忆犹深。他记得高校长当时说:“我们请人家来讲,就不能限制人家的自由。我主张言论、集会、信仰自由。学校一不能有政治色彩,二不能有宗教色彩。学校虽然是教会出资办的,但学校并不是为了培养基督徒,而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二者不能混淆。”

  汇文的这些举措,不但发展了学生的才能,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当时的学生曾这样描写:“的确,在汇文校内,是个最自由不过的国度了,里面住的人可以尽量的无论在行为上,或是思想言论上都可以各走各的路,谁也不去干涉谁,谁也不想惊扰谁,并且能使这院内的事事物物每条路都走得通顺--也许这就是汇文的神秘点。”

  在许多与汇文有关的资料上,都印着一口铜钟。在汇文学子心目中,这口钟就是老汇文的象征。据考证,校钟铸造于光绪二十三年前,原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教徒赠送北京亚斯里教堂的,后送给汇文做校钟,故上面存有英文铭文。当时汇文打钟上课,敲梆子吃饭。上课敲三下,下课敲四下,早上起来则打乱钟。所谓“打乱钟”,便是不计次数,打多少下没有规定。在不少老校友的回忆里,老校钟的钟声最牵动他们的魂魄。1959届校友弥松颐先生曾这样写道:“说起钟表来,在汇文,最大的莫过于一进校门的那口最能振奋人心的、准确指导全校师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校钟了。最近我见到从巴黎回来探亲的校友庞金生同学。庞兄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老翟同志打钟时的情景:一手捂住耳朵,把头一偏,一手捉住钟锤,'当!当!当!'清脆的钟声立刻在汇文上空飞扬起来。校内读书的士子们,随着它,调节一天的生活节奏。”

  1950届老校友刘树人先生最怀念的是冬天清晨的108下钟声。他说那时有的学生贪睡,数九寒天宿舍又关着窗户,敲钟的翟师傅就不歇气地敲,足足敲了108下。从此这108下钟声便永远铭刻在他们的记忆深处。汇文校钟还是汇文爱国传统的见证。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何纯渤先生回忆说:“1935年12月10日,我们去敲校园里的大钟,宣布罢课。”翟瑞焘师傅是汇文最后一个敲钟人。他于上世纪40年代早期进入汇文当校工,负责敲钟,直到1963年离开汇文。2007年年底,我曾去看望过这位94岁高龄的老人。老人听说是为了解汇文的事情找他的,非常高兴。提到高凤山校长,老人口气里充满敬意。翟师傅说:“人家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老人还讲起汇文校钟的一件趣事:当时同仁堂的一个少爷在汇文念书,有一次一时兴起敲了几下校钟,被翟师傅撞见,过去给了两巴掌。老人的口气充满庄严:“这钟哪能乱敲的啊!”

  汇文校钟也曾死里逃生。“文革”时,校钟被红卫兵当成“四旧”扔进了废铜烂铁堆里。汇文体育组的王德重老师发现后,冒死把它藏了起来,直到“文革”结束后,重新归还给汇文。著名物理学家王大珩校友动情地说:“汇文的钟声特别好听,它的频率是人耳最敏感区,听起来很清脆,不像有的大钟太低沉。因为汇文校钟里含银量大。”1959年,汇文从原址东城区船板胡同1号搬迁到现在的崇文区培新街6号,汇文校钟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让位于新式的电铃了。但是,在那些毕业于1959年前的老校友心中,汇文钟声已经成了一支永不消逝的旋律。

  如果说汇文钟声是汇文学子心中一支永不消逝的旋律,那么,当年汇文校园便是汇文学子心中永久的伊甸园。当时汇文校园占地200多亩,座落于北京东城区船板胡同1号,即今北京火车站所在地,紧邻明城墙。校园主要建筑于19世纪初期落成,有教学楼安德堂,学生宿舍德厚斋、德本斋,高林斋,又称东楼、西楼、北楼。这些建筑加上1935年落成的体育馆和祥和图书馆,形成一组具有鲜明风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其格局庄严、肃穆、大气、典雅。

  汇文的学生这样描写他们心中的伊甸园:“从南校门一步进校园,眼前就立刻展开一片大花园,繁花似锦,四周围环绕着茂盛的林荫,树丛后面掩映着幽暗的校舍。走进校园仿佛我的呼吸都变得深沉了。”校园西北端的学生宿舍,是以新月形环绕着'安德堂'教学楼的。东楼、西楼、北楼组成的宿舍群,像三兄弟一样,用他们粗壮的身躯,阻断着市井的喧闹,呵护着校园的宁静。“隔着郁郁葱葱的西操场向南望去,祥和图书馆像是孤岛上的一座楼阁。浓浓的绿荫簇拥着它在旁逸斜出的枝蔓映衬下,更显出一种缥缈虚幻的境界。…夜幕降临。远处,静校的钟声在空荡的校园里回响,像对学子智灵的洗净,也像在朦胧的月色中摇你入梦。”

  其中,最美轮美奂的自然属教学楼安德堂。安德堂建于1904年,为纪念汇文第三任美籍校长李安德先生而命名。楼高三层,能容纳全校六个年级共1000多名学生。我在学校纪念册上看到一帧摄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安德堂全景照片,尽管已经漫漶不清,但还能见出整座建筑殿堂般的恢宏气势。照片下方题写着:“吾愿'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以喻于人。”该文引自《庄子》,为当时汇文学子题写,展露出一代汇文人“开文化接青黄,万国精神齐陶冶”的襟怀意气。

  1959届校友、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吕弘毅先生曾这样写道:“汇文中学老校园的主楼是一座西洋古典建筑,在一片灰色低矮的京城四合院的背景中悄然而立,它带来的建筑感染力可谓别有洞天、别具一格、别有一番滋味。就其建筑形式而言,它的西方情调,似乎含有浓厚的科学'新异'沉思、瑰丽的文化信息,因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莘莘学子们。它的造型来自异国他乡,却不是出于猎奇和商业噱头,没有市俗游乐的性质,反而以一种肃穆、严谨、庄严、坚强的风格,有助于优良校风的形成。”吕弘毅先生还告诉我,老汇文校园的建筑风格近似于清华园,有着很高的建筑史价值。也许所有过于美丽的事物都不易长存。

  1959年汇文搬迁后,大操场成了北京火车站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校舍被分割给附近的两所学校。校友李增祥先生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回到汇文旧址探寻,发现当年那个美丽的校园已不复存在,安德堂早已面目全非。目睹此景,老人感到“内心有焚琴煮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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