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附中校长康健
 
　　在大家争论的过程当中，我在下面想一个问题，也是最近我们参加一些国内和国际会议的时候的一个感慨。大家都在争论教育，或者争论公平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对教育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两个人在争论教育的时候，肚子里装的教育不是一回事。讨论的时候，言词可能很激烈，但是实质上，我觉得并没有一个很有针对性的讨论。比如说对当前教育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讲考试的公平，还是教育的公平，可能它就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东西。
 
    我看到杨院长他们21世纪沙龙材料，讲了04年的学制问题，在那以后90多年前，1912年，蔡元培先生制定了一个学制，其实是进一步把100年前中国的学制落脚在了中国。蔡元培先生在100年前曾经发表过一些言论，我觉得还是相当中肯的，但是很可惜，蔡元培先生的一些见解人们忘记了。蔡元培当时谈到考试或者应试这个词，大约在100年前，蔡元培先生就说到这个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础教育或者说普通教育，和应试或者说和高考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距离。

　　人们在教育理解上面的差异性，造成了我们长期争论而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结果。最近我听说何东昌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又再次对当前基础教育的问题发表了应该说特别严肃的一些意见，而且信中特别敦促中央，这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也还是要解决。据我所知，中央也是责成陈至立同志在做系统调研，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工作涉及到一个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怎么来判断我们今天的教育的状况。

　　没有高考，我不可能上大学，我也不会过河拆桥。我首先说一句话，充分肯定高考的历史地位。但是高考本身和基础教育的关系，高考的局限性，其实也应该是可以说清楚的。我觉得固然有公平性，但是他确实有局限性。我个人认为，我们想附载更多的社会价值在高考上，但是实际上高考充其量是能够解决孩子们的认知或者是认识水平而已，它不解决对别的素质的一种考核，比如说道理，比如说实践，在一张纸上很难准确的体现出来。它的局限性，对从事评价或者教育研究的人，应该说是很清楚的事。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教育？我个人认为，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促进人的生长发展和社会化。我们首先是促进人的生长发展，这是教育一个完整的功能，但是我们不能只解决它的认知，而不解决其他的方面。我记得在教育部讨论素质教育的时候，我曾经跟当时的教育司长雷宁同志建议，我明确提出健康第一的概念，当时我是开玩笑的，我说可以看作是康健第一，后来他们也就开了玩笑，说康健还是排第六差不多，因为前面还有好多思想、政治、道德。我始终认为，现在我们高考所附载的东西太多，但是实际上它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最近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最近很多的杂志，在理论界的争论，一直非常尖锐。我其实原来也应该算做理论工作的，但是我觉得，理论工作者不能只有这种批判的责任，而且他还有这种社会的责任。什么是一个好学生，什么是一个好学校，吴所长也讲了很多，评价学生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了大量的分解和量化工作，自从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工作以来，理论工作重要的成果就是把人拆得七零八落，把所有的素质、知识、能力，道德情感一一拆分。这些要素实际都是不能拆分的，拆分只不过是理论工作者的创造，在现实当中，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经常顾此失彼，一上课我就想，是能力点，还是情感点，还是道德点，老师脑子里也造成了分类。现实教学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有差异，李政道先生说过一句话，信息不等于理解，大家都在用教育这个概念讨论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差异，这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关于高考，刚才有些人的建议，我还是挺赞成的。具体的建议，我觉得中国应该实行10＋2这种学制，就是10年的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逐渐的从五年过渡到十年的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两年转变成为专科教育，还有分流教育为主要任务的两年制的过渡性的教育。何东昌同志有一个观点，不要以为招生规模多了，就是教育大国了，他的内涵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教育重心在哪儿？我们平均受教育的年龄有多少？我们在座大家都是知道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的重心是专科到本科之间，不像现在很多学校炒作的那样，到了博士后才是教育的重心，因此反而会把我们的教育重心现在拔得很高，很多地方性大学都要搞博士、博士后，结果我们自己的专科，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我们的高等职业教育，从一开始生长，就受到了歧视性的待遇。甚至教育部的文件当中，受高等职业教育拿的文凭和其他教育的文凭是不一样的。造成现在本来我们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得到发展，实际也增加了基础教育的压力。现在我们强调考试的这种公平性，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为高考选拔人才，它的价值是很有限的，或者说方向性是很明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忽视了基础教育的独立价值，就是我们的小学、中学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换句话说，到了我们现在这种大众化的时代，基础教育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什么叫独立价值呢？比如说，上午我参加了初中的毕业典礼，我们其中有一个孩子，他在初二的时候突然患了血癌，现在他来参加毕业典礼，我们也给了他一个毕业证。实际上按照知识学习来看，他可能初中没有毕业，肯定没有毕业，但是在入学人当中，到底我们把什么看得更重要？基础教育自己到底有什么独立的价值？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小学来说，是一个挺模糊的概念。

　　做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现在我们很多学校，勺子长了，铲子短了――这是业内人容易理解的一句话。勺子长了，可以把一些东西舀到自己锅里，我们知道外地高考移民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尽管教育部和中央并不支持这件事，但是现在高考移民，在外地，比如说在新疆，成了很严重的一件事。这个勺子长了，就是大家花很多的时间，在竞争生源，但是他没有想到，教育最重要的质量表现在教育过程，是表现在学生和老师交流的过程中间，很多外国同行都说，看你学校的质量水平是看什么，看你的师生关系，我静静看你师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对话的，基本上就能看出你的教育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这话听起来有点悬，但是不为过，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英国的皇家督学很厉害，他们到一个地方听课，看学校，看完之后发表意见，但是没有人敢不听他们的意见，我觉得理由有两条：一条是他们不拿学校的钱，我不受雇，我谁都不怕。第二、他们很内行，他们很能够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其中有一个爵士，当时在杭州开高教评估会的时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中国用那么多钱搞高教的评估，甚至发工资最后都是用量化的标准来确定你发多少的时候，这个教育就是非常可悲的事。你真要干的话，你把别人都辞了，我带一大堆机器就给你解决了，你不用雇那么多人，他说这个话可能有点过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评价的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确实要把高考它的评价和我们对基础教育的独立价值的评价，区分开来。

　　最后还有一点，当前我们很多事积重难返，比如说我们每一轮教育的大讨论都有一些故事和背景，比如说减轻学生负担，已经成了一个笑柄了。我们看到50多个红头文件，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如故，并没有任何起色和改变。为什么我们经常挂在口头上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对教育本质的理解，以及教育价值观的区别，确实决定我们怎么看待今天的教育，到底中国的教育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今天的教育应不应该我们现在这么激烈和认真的来讨论这些问题。比如说现在所谓很成功的一条经验，叫做六放十收的概念，早上六点放，晚上十点收回来，这种制度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说，正是因为这种制度所以给我们公平，所以我们才从农村考到大学来。我不否认经过这样缺乏人性的制度下，一些人被筛选出来了，但是你想想被筛掉的那些人现在何方？你是一个成功者，你确实是一个精英，但是我们今天到了大众化时代，如果你在筛子里剩下一个金豆豆，我觉得这种教育，我们确实应该反思。现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经常变成了一个无解派。今年高考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英语听力考试进行的过程我们都是用录音机录下来的，有一个学生一咳嗽，在录音机被记录下来了，有另外一个学生可能来告状，当时因为我隔壁同学咳嗽了，影响了我高考的成绩。今年非常幸运，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录音机应该是空转，都没有用，我们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高考确实是值得反思一下。我们可以讲慎重，我觉得我也赞成慎重，原来我在北师大教书，现在我在北大附中做校长，我面临的矛盾非常尖锐。原来你搞理论的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在你到现实中怎样？我说非常可怜，现实给的空间是非常之狭小的，我说这是令我最苦恼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方向，或者我们不去努力的话，那中国的教育，我真是非常非常忧虑。为什么呢？高考现在的成绩固然很大，但是我们为高考所付出的代价之沉重，我们认识的是不够的。何东昌同志信当中，他开宗明义，最主要的一个观点，现在重视了智育，忽视了体美。我们现在都说，我们做的是一种精英的教育，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机械化、这种批量化的学校，这种划一的制度，果真能够培养精英吗？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慎重是应该的，但是现在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因为现在中国的社会变化太大了，世界的变化太大了，我们从高考以来，这么多年，我们对于高考制度，只是不断的强化、完善、细化，而我们对于高考自身的这种特点，它的局限性，以及高考和基础教育的关系，我们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因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刚才说了，理论界，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其实理论界的争论真是白热化，为什么？因为你们去看，很多观点比我们现在所有人的发言更具有一针见血和颠覆性，当然是彼此颠覆。比如说家长校长这种两难，在社会上非常尖锐。第三、国家双重教育的价值取向没有主旋律，没有基调，造成了是高考挂帅还是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挂帅，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主旋律，就是轮流使用，比如说上午扎扎实实，下午轰轰烈烈，这就非常鲜明的揭示了和表达了现在我们的矛盾冲突，缺乏基调，缺乏主旋律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现在当校长很难，你真的没法来想你到底怎么样，家长找我来了，说要求加班加点，向中午、晚上，向周末要效益，我很知道他的意思。北大附中我们宣传健康和生命第一，开学典礼第一件事，我们总是讲健康，现在人的心理问题太严重了，高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并不都是学习压力造成的，更多的是家庭社会给孩子带来的影响。

　　我最后想说一个观点，为什么没有解决，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职业的专业化，没有在社会上得到认可。我在教育部参加张宝庆部长的座谈会，比如说包括减负，包括高考，我们理不出程序，我们一重视，就拿到政治层面上来讨论，理论工作者要有你批判的义务，但是更要有社会的责任，我们理论家，包括国外引进的，包括自己用的名词，给我们的教育实际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小，而且他们在教育评价问题上的滞后，高考问题研究的滞后，所以从我们专业化的这个角度，处理问题的思路其实不明确。我们总是想从政治方面说，我们国家领导人讲了如何如何，他的孩子如何如何负担重了，于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了，像这样的思路永远不可能解决教育问题，因为教育毕竟有专业的东西。可能在座的很多人，还是对教育不屑一顾，如果你的专业，你的职业没有专业化作为基础，你想解决积重难返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专业化的问题在解决教育矛盾，比如说高考，我们一般的讨论社会公平还是不够的，还是应该从专业的角度来解决高考，比如说高考所能附载的是什么，高考和基础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和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把一些我们当前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积重难返的一些问题彻底解决。

　　至于北大附中的位置问题，我觉得在海淀区北大附中的总体应该排在第二位。现在的中学，尤其是重点中学，应该说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就是我们国家重点论的教育，我们国家基础教育有两个，一个是重点论，小平同志说，要办重点中学，这是小平同志当年在高考以后提出的问题，所以定了很多重点学校，我们是其中之一。还有基础教育发展中心论，希望每个城市，每个地区办几个重点学校。现在我们的这种均衡化追求是和现在的中心化之间是有冲突的。北大附中骨子里就受北大的影响，在北大附中任何一个问题，大家都想着北大的风格。北大和别的学校有什么区别呢？提出一个问题，另一个学校说，你说这事怎么办？到北大说，为什么要办这个事。所以在我们这儿，我得具体说，比如说最近我们有一个学生，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不讳言，她有割腕的现象，但是她在学校里有这个行为，对我来说压力非常大，怎么办？其实现在的老师，真实想法很简单，就是说请她回家，因为你在家里，你发生再大的事，和我学校没关系了。她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她跟她妈妈说，她说我知道我心理有病，可是我要离开学校我的病就更重了，因为我更孤独，怎么办？她妈妈头发都急白了，说康老师能不能让她回来。她走的时候，我们班里送她一束花，她又回来了，举着花回来，这束花又成欢迎她的一束花了。在学校里发生这个问题，对学校的压力非常大，大得难以设想，我们反复讨论的结果，宁肯让她妈妈当陪读，我们也不能把她赶回家，你非常难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力求一种更人性化，更人本化的教育。我刚才说了，健康和生命是永远不可逾越的，权利和人格尊严是不可逾越的，最后一个，他的个性和差异性是不可逾越的。说起来三条很简单，我们现实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冲突。现在这个孩子，我看她母女俩在校园里，女孩的精神有明显的变化，但是这对学校来说会有很多议论，有些家长就说，这哪叫学校，将来你北大附中还叫北大附中吗，老师说，不管怎么样，你在学校发生问题，康健逃不了干系，这种压力我们还得顶，我经常用句话，守正我们基础教育的本土，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压力，你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怎么怎么样，这种压力对我很大，但是我们作为基础教育，作为中小学，我们还得以人为本。现在中小学，尤其是初中年级的健康和青春期教育问题，现在成为影响一代人非常严重的问题。

　　北京市教委的领导曾经非常直率的问我一句话，今年你们能不能不考试，我就给你重新分配，据我所知，北京市很多学校都回答过这个问题，我说所有的初中大家形成这样一个政策，我立刻就填名，但是如果说大家都不实行，让我康健一个人带头签名，等于别人都招完了，最后说还有一拨人给我，不是说不行，总是觉得这样也不公平，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你学生的生源确实对你学校带来的压力和负担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北京市，我只能说北京市，北京市的硬件条件，软件条件，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只不过我们自己是否清醒到了这个平台上。北京市应该率先在全国，在教育民主化问题上，可以走一步，我觉得北京到了这个条件，但是这件事，要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我曾经给市教委写过一封信，我说其实我们很多的重点学校，我不敢代表他们，很多事情我们想做，但是你不能做，是制度条件和客观环境条件不具备，不是说我们不想做，而是现在不具备条件做。当然这里面更多的我觉得，到底我们想培养精英，是否培养出来了？我们送到北大清华的学生很多，总觉得我们培养了精英，但你追踪一下，考察一下，这些人是不是在中国社会上，各个岗位上，他们是社会的脊梁？也确实不好说。他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相关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我们这些学校，教育部可以给我们一些政策，像芬兰这样，芬兰高中就执行40％国家的课程，剩下60％都可以由这些学校自己来创造，比如说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很多年前，和人大附中做综合活动的方式，当时我们培养了很多学生，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我特别骄傲，换句话说我得出一个结论，换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培养出更优秀的学生，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我也没有这个权力，这是我最悲哀的一件事。